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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君语:
富庶的苏北如何沦为盛产流民的黄泛区?「古代工程奇迹」的京杭大运河对苏北人民是福还是祸?本文有助读者重新认识苏北,推荐阅读。
◎作者 | 姚白莞
◎来源|大象公会(idxgh2013) 已获授权
如今,已很少有人知道,占踞「大内斗省」歧视链顶端的苏南人,也曾有过一段前往江北乞讨的经历。
在 2000 多年前的汉代,江南地区农业技术粗放任性,流行「不耕而种」,结果当然是饥荒频繁,民众不得不时常到江对面蹭饭。当时的江南吴民性格剽悍急躁,又穷困可怜,被江北善邻亲切地称为「啙窳」(音:zǐ yǔ,意为懒惰、得过且过之徒)。

据《史记》记载,东楚(江南一带)自然环境原始,民风凶悍,「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其俗剽轻」。
时过境迁,到了近世的明清时代,苏南人终于在家门口盼来了苏北的滚滚逃荒大军,成功翻盘雪耻,并顺手奉还了「啙窳」一词。
历史的一幕发生时空逆转,固然与江南得到开发后经济地位的崛起有关,但能让原先富饶的江北地区批量生产流民,并非易事。实际上徐汇臻园,江北经济社会全面衰退的惨烈局面,主要拜千里之外的北京所赐。
伟大首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01
首都粮食安全,压倒一切
历史的转折,始于南宋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在这一年,黄河于河南滑州决口南下,反客为主占据了淮河的河床长达 650 多年。黄河携带的过量泥沙十束多多良,使淮河原本健康的水系,遭到持久的破坏。

黄河历次改道示意图
不过,在黄河夺淮之初,向北流向黄河故道的通路并没有断绝,黄河依旧分南北两路出海。根据明代的记载,历经宋、元,一直到明代前期的二百多年里,淮河出海口并没有严重淤塞,淮河流域的水灾也很有限。
直到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事情才终于起了变化。
与唐、宋及之前的王朝大多定都在黄河南岸的粮仓地带不同,元明清三代都选择以北京为首都。地处海河流域的北京,周边土地贫瘠,并非可靠的产粮区,不足以养活首都百万人口。于是,从南方尤其是江南调运粮食支援首都,成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率先定都北京的元代范晓萤,首都吃饭问题主要通过海运来解决。从 1282 年开始,在丞相伯颜的主持之下,元朝勘探并开通了从江南到北京的海上运输线,每年可向北京输送粮食 300 万石以上。从此,整个元代的南粮北调始终以海运为主,内河漕运只作为辅助手段。

元代运粮路线图
明朝最初定都南京,从隔壁的太湖平原调取粮食十分方便。但不久之后,燕王朱棣南下攻灭了侄儿建文帝,随即决定把首都迁往自己的封地北平,并抽调江淮几十万富户充实首都。北京再次面临严峻的吃饭问题闺宁。
虽然永乐时代发起过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大规模航海行动,但在给首都供粮问题上,朱棣却并不信赖大海,认为海运过于危险,没有保障彭悦先。从永乐十三年(1415 年)开始,明朝政府疏通了京杭运河各个河段,正式通过内陆运河运粮,并停止一切海运航线。

当时北京除了主粮,新鲜蔬菜瓜果,日用的纺织品、文具、瓷器漆器,甚至笤帚扫把等家具什物,也都依赖地方供应微山人才网。传教士利玛窦在考察京杭运河后认为:运河几乎就是北京的命脉,「北京什么也不出产,而北京什么也不缺乏」。
不过,京杭运河山东段的「会通河」十分脆弱,很容易被黄河冲毁淤塞,而放任黄河南下夺淮,往往并不妨碍漕运,更不会危及直隶地区的安全。明朝中期,治河官员刘大夏在黄河北岸主持修建了「太行堤」,从此断绝了黄河北流的通道,让全部黄河水向南流入淮河河道。
1565 年 12 月,嘉靖在给治河官员潘季驯的敕中一再明白训示,黄河北岸的长堤尤其要「着实用功,修筑高厚」。皇帝的意思很明确,黄河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北决口,冲垮运河,应该把万恶之源的黄河水全部拦向南方。潘季驯对此心领神会,遵旨照办。

黄海为什么是黄色的?被黄河夺淮带来的泥沙「染黄」了。如今盐城沿海的大片滩涂,也大多由黄河泥沙淤积形成。
如此一来,首都的粮食安全总算稳如泰山,但由于黄河带来大量泥沙,导致苏北地区水系大面积淤塞,洪灾发生频率逐年增加。不过,江淮百姓的生命安全和农业生产,在顾全首都粮食安全的大局面前,当然微不足道。
根据《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一书的统计,在 1550 年到 1950 年这 400 年间,苏北各地发生的水灾占该地区 5000 年水灾总数的比例,盐城为 88.9%、淮安 71.5%、涟水则高达 95.6%。
实际上,淮河流域洪灾频发的根源是保护运河,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如明末的顾炎武即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一针见血批判:「今所治在运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为壑……」
面对批评,治河官员们的回应也很理直气壮:「(河水)南攻,不过溺民田耳,是逼之南决之祸小而北决之患深。」他们质问批评者:要想永绝江淮水患,并非难事,让黄河走北方故道即可,但北京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嘉靖皇帝的治河原则钱凌云,即「逼河南行,通漕保运」,也是整个明清两代的治理总思路。万历皇帝在给治水官员的敕书中同样认为「空堤防一溃,势必奔流北徙混世小术士,淘宝网安踏将为闸河之累」,他挂念的仍然是运河安全。图为万历帝坐像轴。
即便是在远离黄河的淮南地区,运河也长期祸害当地民众。每年为了维持运河航道的通畅,在漕运开始前和进行时,都要闭闸蓄水,上游淮河干、支流各河来势凶猛却不得宣泄,导致整个淮河中游变成泽国,听任洪水淹没凤阳、泗州等地。

泗州百姓为了避免洪灾,甚至打起维护明朝皇室风水的旗号,宣称「泗州祖陵系我国家根本重地,王气所钟」,实在淹不得。可惜到了清代,明朝祖陵牌不再管用,泗州终于在 1680 年永沉湖底,明祖陵也随之沉没,近年来才因干旱浮出水面。
等漕船经过或者运河水位超过了一定限度后,为了减小运河大堤的压力废品二重身,往往又要开闸放水,运河以东的里下河平原(泰州、南通、盐城一带)也惨遭淹没,一来二去笑红颜歌曲,淮河两岸都横遭大祸。

苏北最大湖泊洪泽湖并非天然生成,而是人工水库,主要用途在积蓄淮河清水以冲刷黄河入海通道,史称「蓄清刷黄」。随着黄河河床不断淤积垫高,为保持冲刷能力,洪泽湖面积也逐年增大,吞噬周围众多良田市镇。
无休无止的水灾,严重破坏了苏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败坏了当地生态环境。很多地方的民众甚至已分不清「田」与「湖」的区别。据民国地方官员记载,睢宁农民把下田耕作称为「下湖」。而在海沭方言中,至今仍常把农田称为「湖」「荡」。

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称中国「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他不知道的是,在明代以前,出帝王最多的淮北地区是稻麦两熟轮作区。由于后来夏秋频繁水患,让淮北很多地区只能种一季越冬的旱作物。
既然运河给苏北带来的灾难如此深重,漕运为什么就不能重新改走海路?
02
运河利益集团阻挠海运
明隆庆年间(1567-1572),大学士邱浚就海运与河运的损失情况算了一笔账,结果发现,元代从 1283 到 1329 年 46 年间的海运失粮总量,还抵不上明代运河运粮一年的损失量。海运比河运危险的说法,不攻自破。

京杭运河上的险情无处不在,尤其是各河段的闸口,其中最危险的要数黄淮交汇处的天妃闸钱凯丽。据《漕运议》记载,明代隆庆四年,在天妃闸一年沉没船只 800 艘,损失粮食二十二万石。图为马戛尔尼使团画家绘制的清代京杭运河。
此外,海运的运费也要远远小于河运,根据顾炎武的说法:「漕河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河运之费者省十七八。」
实际上,鉴于运河漕运的巨大财政开销和对沿岸生态环境的破坏,明清两代朝野提议恢复海运漕粮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最终都遭到了驳回曹魏轩辕录。究其原因,围绕河运系统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停止河运,将会损害到太多人的利益。

元代海上漕运的事故损失率约为 1%-1.6%。1804 年,由于运河淤塞,清朝被迫试验了海运漕粮,运送槽米 180 万石,结果运费较河运省 2/3。图为日本人绘制的元代海船。
运河漕运最大的受益者是各级河务官员,这些人只需在运河治理中稍动些手脚,就可以不断制造人为水灾,让朝廷每年投入数以百万计的治河资金,以乘机中饱私囊。几乎年年大兴土木的淮河、黄河、洪泽湖、微山湖等重大工程,有着榨不完的油水。
日常维持运河运作的胥吏乃至河工,也都能捞得不少好处。由于运河遍布危险的水闸,控制闸门是一门技术活,闸工举手之间,就能决定一船人的生死。因此,商船每经过船闸,都要被勒索若干银两。
如此一来不死武尊,从江南到北京,运河漕运经过的各省遍布关卡,各种所谓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数不胜数,整个运河处于收费站林立的状态。一旦改走海路,能捞取好处的只限江南和直隶两地港口饕餮怎么读 ,受益群体将大为缩小,势必遭到漕运系统官员的极力反对。
不过,运河利益集团再强大,也难以抵挡自然的力量。灾难的源头在黄河,拯救江淮民众,也还得靠黄河。
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黄河在今天的河南兰考附近再次决口改道,重新北流入海,将京杭运河山东段冲垮淤塞,漕运只能被迫改以海路为主。此后河运逐年衰退,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内河漕运彻底废止。

内河漕运停止不久,鉴于已名不副实,清廷裁撤了漕运总督华大桂声,数千漕运系统公务人员面临失业。为了保住这些人的饭碗,清廷甚至曾考虑从江苏再分出一个苏北省(江淮省),另建一套省政府班子,因遭苏籍京官集体反对而作罢。
此时距明朝永乐十三年(公元 1415 年)正式开启内河漕运,已经过去整整 400 年,苏北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的破坏,正式加入了「黄泛区」的行列,成为逃荒流民的输出地。
03
候鸟式人类大迁徙
出于求生的本能,苏北流民离乡逃荒的行为本身无可指摘。不过,过多依赖外出寻找活路,势必降低对故乡的关注度,这让本已恶劣的家乡环境更无改善的希望。
例如,洪水泛滥过后,由于黄河携带了大量泥沙,常造成淮北大片土地土壤盐碱化、沙化和水利设施的毁坏,此时急需当地农民在农闲之余改良土壤,修复设施。但在饥饿又无助的处境下,更为实际的选择显然是南下逃荒。

苏北黄河故道土壤分布,多为劣质土壤/ 图片来源:《清代黄淮平原东部流民问题的历史地理研究》
无暇顾及乡土重建的后果,是抗灾能力愈发微弱,外出逃荒的频次也就越来越高,从几年一次发展到每年外出,甚至外出月份也固定下来,从 11 月离乡,避开无事可做的冬小麦农闲,岩崎峰子于至次年 2 月回籍,形成了类似候鸟的季节性迁徙民风。
流民的逃荒之路虽然艰苦,但所获也算不菲。根据民国时期一项调查显示,苏北流民每日打短工或乞讨所得,平均在大洋三四角左右,三四个月的短期旅途,挣得收入往往多于整年种田。这也使流民更加缺乏建设家乡的意愿。
对此,二十世纪一位美国学者裴宜理也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 1845-1945》一书中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艰苦的劳动来修复遭到破坏的家园……在皖北和苏北,这种重要的修复机制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至尊赌神。」
可喜的是,苏北遭祸,总有地方得福。一江之隔的江南等地,在 1864 年长毛之乱结束后,人口损失达六七成之多,土地抛荒严重。清廷为此从全国各地招揽了大批流民奔赴苏南开垦荒地,淮北流民毫不意外的占到了其中的大部分。

太平天国前后苏南人口的变动/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
当然,也不是所有江北流民都能老实呆在乡下种地。随着上海开埠,以上海为首的江南城镇工商业恢复繁荣,并很快超越战前水平。城市发展为大量低端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吸引苏北各地的逃荒难民大批涌入,其中又以进入上海的最多。
不过,一旦苏北逃荒客们试图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不但当地上海人不乐意,上海滩上的洋人也立刻变得不再开明。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工部局的市政官员们认为上海周边的苏北棚户区实在「有碍公共卫生和安全」「有碍观瞻」,多次带队拆除未果。

1949 年以前的上海草棚分布图/ 资料来源:《苏北人在上厄舍府的倒塌海》
参考资料:
马俊亚,《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比较研究,以江南淮北为中心(1680-1949)》,2014.12
王艳菊,《近代淮北地区流民问题研究 1840-1937》,2011.5
马俊亚,《利益集团与国运衰变,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2008
颜培华,《清代黄淮平原东部流民问题的历史地理研究》,2010.6
谢世诚,《晚清_江淮省_立废始末》,2003.3
李治亭,《中国漕运史》,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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