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欠钱不还的“杨白劳”反而被同情？-消债
在中国救亡的过程中，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地位。官方话语体系里，王朝云无产阶级是力量的来源，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存在软弱性但是可团结的力量。冉东阳三座大山则是彻头彻尾的敌人。对于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1949或者说朝鲜之后已经不再成为威胁。而封建主义的推翻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物质层面上，我们或可将三大改造完成视为一个标志；精神/文化层面上，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阶段性成果三阪亘。当然封建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后有所回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tg在农村组织力量衰退的必然结果。
具体来说唐古拉 王麟，为什么会将地主阶级视作封建主义的代表，涉及到古代中国基层的组织形式。[1]古代中国基层存在着一股与官僚体系若即若离的力量——士绅。士绅同时兼具知识分子和地主两个身份，一方面士绅和官僚阶层接受了相似的教育，拥有相似的理念——具体来说就是儒家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士绅在地方占有土地朱民简历，通过地租的形式控制住一定范围内的人口，将基层劳动者中的一部分——佃农组织、管理起来。这样在意识形态上以宗法和儒学为手段，通过地租和对生存资料的控制，在农村基层形成一种弱人身依附关系——不同于西方封建时代的农奴制纸贵金迷，佃农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甚至存在理论上的回购土地转化为自耕农的可能。但是，根据张五常教授的有关著作[2]，中国地主和佃农的地租比例一般在50%左右，考虑到古代中国的粮食单产，应当认为对于佃农来说，其年收入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并不夸张。诚然，明清时期进口作物的引进，使得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是同时期的人口暴涨抵消了这一积极作用。长周期看，中国古代基层农民的生活水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可从人均耕地数和出土墓葬中有关遗骸的身高情况看出金贝辛格。而基层农民的另一方面，大一统帝国的农业赋税来源主要来自于自耕农，表面看自耕农的赋税压力低于佃农，但在帝国发展中佃农化未能反映在户籍数上，其结果就是自耕农承担了佃农甚至逃荒者的赋税（即“摊逃”现象）。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认为：地主是统治阶级在基层的代言人，是宗法体系和儒教体系在基层的维护者和践行者地主是古代中国基层的核心，在控制力远不如当下的古代，如黄世仁之类的地主比起所谓县令，在基层有更好的执行力和权威性。地主一方面吸收、控制了大量的佃农，另一方面其生产方式仍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既无规模经济又无机器大生产。
这三方面已经决定了在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地主阶层是注定要接受斗争乃至被消灭的一方面：思想层面上要淘汰掉传统的宗法文化代之以五四以来的新观念；政治层面上要求在基层不能出现两个统治核心；经济上一方面生产方式落后于时代另一方面地主手中淤积了大量资本和劳动力。
所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的地主阶层没能像英伦三岛一样由地主转为资产阶级星太奇，或许是一种遗憾。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大一统传统和人口资源限制——中国没有新大陆和澳大利亚——都决定了英国式的道路不可行之必然性。
最后，切一下题：杨白劳为什么得到同情/黄世仁为什么被批判 从原理上设计国家建设的合法性和地主阶级的落后性，理论阐述起来应当有如此逻辑。但是在舆论宣传上墨家机关术，动员是不需要这么缜密和细致的花门太子，宣传动员需要的是“两条腿坏，四条腿好”的形象和有力断言。从这个角度上说管笑笑，要让群众明白地主阶级的落后和罪恶，不需要长篇大论，我们举出黄世仁出来就好了。在这个角度上，黄世仁即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即是黄世仁拂樱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