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线、方法与（我的）脑洞——读《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持节君

主线、方法与（我的）脑洞——读《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谭凯（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2014年在美国出版，没想到中译本2017年就面世。联想到尽管有周一良先生的书评，但伊沛霞（PatriciaEbrey）讨论博陵崔氏的专著在出版三十余年后才正式引介入国内的情形，本书间隔时间之短让人意外。西方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兴趣发生过转变，自伊沛霞、姜士彬之后，似乎很少再对传统的政治史话题产生兴趣。像伊沛霞本人也转向了妇女史、家庭史红花刺槐，当然《宋徽宗》（Emperor Huizong）一书是不是又代表她有所回归则另当别论。印象中，《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应该是近年来西方学界极为罕见的以非常传统的政治史内容——门阀、大族、士族（为配合本书译名重荷的意思，以下主要称为门阀或大族）——为讨论对象的专著，而且研究的又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为什么隋唐如此兴盛的门阀大族，在入宋之后就不见了踪影。所以，英文本出版后，先后有七篇正式发表的中英文书评对其进行了讨论（见本书译后记），中译本也得以迅速出版，而且列在“甲骨文丛书”中，扩大了影响面。
毋庸置疑，唐宋之间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点就是“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的性质和构成的转变”（18）。但学界对这种转变究竟开始于何时——隋朝建立华海亲子鉴定，唐武则天时期，还是安史之乱，以及出现的原因为何，并无统一意见。这是本书最主要的问题点。本书给出的答案是中古门阀消亡的契机既不是武则天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度，也不是安史之乱，而是黄巢之乱。
我们对唐中后期的印象常常停留在陈寅恪先生的分析，认为因科举制而导致新、旧两个集团彼此对抗（牛李党争），这低估了门阀大族对科举制的适应亿万未婚夫。砺波护已经认为科举很大程度上仍被门阀掌控，本书则通过对选官程序的分析，特别是精英社会网络内的情况进一步认为，“（京城精英）是门荫特权和科举考试两者的主要受益人”（155）。无论是门荫还是科举，此时仍旧只是门阀大族的工具。
否定安史之乱则并非本书独创，孙国栋、毛汉光、姜士彬等人就已经发现唐代末年旧家族仍然控制着权力。本书一方面利用大量的墓志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北京蜡像馆，另一方面则开辟了“地理”视角进行了讨论，九世纪朝廷与藩镇基本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大族也非常成功的结合了藩镇的辟署制，无论是在中央还是藩镇华华手机网，都利用社会网络保持着控制力。
到了黄巢之乱，很多京城精英们在黄巢对洛阳、长安的占领中被肉体消灭，社会网络丧失殆尽。幸存的精英丧失了各种财产和土地，甚至远离京城的精英们也不能幸免，比如司空图的藏书也毁于一旦。旧精英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一时段出土的墓志数量也大幅减少恐怕与此相关。旧精英的突然缺位，让更多与旧唐权力结构很少关联的地方豪强崛起，取代了门阀大族。社会文化的取向也随之发生转变，特别是在五代这样的战乱年代，文人官僚的价值变得无关紧要。正是这些情况导致了中古门阀大族的覆灭。
以上是全书的主线论述假如爱有来生。在方法上，本书则有三大特点。一是以墓志为中心，二是采用了计量的方法，三是设立了一些概念。
将墓志等石刻史料运用于中古史研究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豆瓣书评说从墓志展开是此书巧妙的切入点，这只能说没能把握住学界的动态。使用墓志是一种潮流，而且现在大有不用墓志就显得不入流的趋势。本书对墓志与众不同的利用主要有两点。一是以往用计量的方式来研究中古墓志的成果，不是统计用词、典故，就是统计年龄寿命、婚姻时间。二是像本书这样大规模成体系的使用墓志，的确比较少见。陆扬在十余年前的著名书评里提出要把墓志本身视作史料，也要批量运用墓志。在这方面本书可谓是典范，涉及了非常多的统计类别的标准，比如“九世纪墓志所见（分区域）大族身份频率表”（表1-2），“葬于两京地区的个人去世地点统计”（表2-2），“中国不同地区墓志文本长度统计”（表2-3），“拥有国家祖先的个人在地方葬地分布图”（图2-2）等等，而且外国学者能如此大量的使用墓志罂粟苗，也不得不让人钦佩。
本书采取了计量的方法，有着大量的数字、图表，能够一目了然阳西一中。比如根据图4-2（藩帅任命途径）、4-3（藩帅文武背景）、4-4、4-5就能很快发现，820年和880年是中央与藩镇关系变化的两个关键节点。820年是“裴度故事”走向制度化，朝廷任命的藩帅数量上升，且很多都是职业官僚炉中煤。880年（广明元年）则是黄巢连续占领洛阳、长安，大肆屠杀京城精英，中央权威迅速崩溃，朝廷基本没有能力任命藩帅，文官背景的藩帅几乎消失，兵变也骤然增多。820至880年之间则是朝廷对藩镇控制的稳定期。当然，本书认为这种稳定是因为朝廷任命的藩帅或藩帅之下的官吏、刺史、县令出身京城精英，在退休后会返回京城，所以他们很少积极提升藩镇自主权。这一解释似乎有些太简单。而且，有人直接将计量视作科学，似也欠妥。毛汉光很早就采用计量的办法来讨论中古时代的社会、士族，韩昇老师对此有比较多的批判，可以参考。至于本书的计量，已有的几篇书评中对此有不少讨论人偶格斗，不多赘述白果树瀑布。
本书设置了“京城精英”和“地方精英”的概念，孙英刚老师的书评里已有很多分析，在此也不再赘述。不过要指出的是，某种意义上本书是“中央化”课题的延续。“中央化”应该最早是由毛汉光在1980年代提出，即指唐代士族逐渐将家族迁徙至两京，慢慢与地方（原居住地或原籍）脱离关系，最终完全依附中央，但到底因为官僚化导致了“中央化”，还是“中央化”导致了官僚化，似有不同意见。与已有的中央化课题主要讨论的士族与乡里、原籍之间的关系不同，本书关注的“中央化”有两方面：移居京城和移居地方。移居京城的人有效的转变了自己建立在地方的权力基础悸花网，融入一个以京城为主的网络。诸多中央化的家族构成了庞大的京城社会网络，控制着方方面面。另外还出现了导致社会乡下流动的地方化过程——有些人本身就居于地方，有些则是因为种种因素（详后文）被迫移居地方展红绫。宪宗中兴之后则出现了再度中央化的现象，最终这种中央化让士族群聚京城，被黄巢肉体消灭。
本书提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观点巴克公社。比如面对九世纪有大量的人声称出自名门，作者认为他们并非攀附——“虽然并非所有地方精英对大族后裔的声称确有其事，但大量材料表明，大部分可能准确无误”（59）。这里所说的大量材料，其实是两种。第一是墓志常提到的“家牒”和“史载”，表明这些追述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是人口统计原理，“若一千个家族子孙以每一代存活三子的速度繁衍，那么从理论上讲，三百年后将膨胀为两千万人”（58）。但我感觉这两个证据都不算非常可靠。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谭凯对比了安史之乱和黄巢之乱，认为虽有相似，但又有几处本质不同（239）。其中之一是安禄山出仕唐朝多年，熟知中国政治的那一套，比黄巢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能够尽快建立起可行的统治，并依靠了已存的唐朝机构。黄巢则完全相反，起兵四年内都在大肆破坏，入长安称帝后却发动了大规模的屠杀。
当然本书还涉及了“唐宋变革”的问题。现在不少人喜欢看到某些关键词——对于本书来说吕蒙正不受镜，就是“唐宋变革”——就喜欢给研究套上理论进行评价，说本书是承袭了内藤湖南的“三分法”。然而，内藤理论的最主要关怀在于大时代的中世与近世之分。本书仅仅是立足于门阀大族的消亡，提供了唐和宋之间发生变化的一例。尽管门阀大族的消亡符合内藤提出的由中世入近世的部分看法，但本质上似乎并非要论证内藤湖南“三分法”的正确性。唐和宋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治史者一眼就能看出的，于云霆但不能反过来说一旦认为唐宋发生了变革，就是要同意内藤湖南的“三分法”。当然我不知道谭凯本人的想法，但就书中的一些蛛丝马迹，恐怕也不见得是为“三分法”服务，最多是突出了唐和宋之间发生的变化。比如绪论第17页注释一就提到“内藤氏所宣称的宋朝标志着‘近世’的开始，则并未被美国中国史学者真正接受”。直接说本书立足于“三分法”之上，恐怕有失偏颇。
此外，本书虽然强调自己使用的是政治视角，引入了地理概念和计量方法李万姬，但内核之一仍然是以社交网络、婚宦论门阀大族。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旦要涉足门阀大族问题，就不能避开网络和婚宦，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论的得当与巧妙了。
可能因为使用了计量的方法，本书更像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著作，读来略觉无趣。不过，尽管无趣，但某些地方还是可以开一下脑洞张秀根，比如下面就是不负责任的开个脑洞。
第二章“权力的地理”论及京城精英的地方化，出现了一种精英移民，部分精英从京城缓慢的向地方任命地移民寒冰悠悠球。谭凯认为主要原因在经济，“包括在京城生活的开支。在长安和洛阳，权势之家的富裕子孙抬高了房产价格……长安是一个粮食严重匮乏的地区，输粮成本可能会推高食品价格”（107）。面对这一问题，精英们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在两京走廊购置房产蓝爱子，二则是常常通过法外手段在新任职地置地安家。前者仍能维持一个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后者则往往面临失去与朝廷联系的机会，是一种社会向下流动的情况饕餮女。
这一情况是否属实另当别论，但这个观察似乎与时下相通。在一二线城市里有着中产与富人（包括权势之家）。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物价又以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的速度飞涨，背后或许就是富人们的操作。中产们只好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到周边城市买房，比如上海去苏州，深圳去惠州、东莞。实在生活不下去的中产，以及比中产更低的等级，就只好逃离一二线城市。这种一二线城市居民的三四五线化，似乎成为了另一种“上山下乡”。
（同学说西方学者很容易就能归纳出这样的线索，因为西方在过去几十年走的就是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