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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木风ylmf【论文】隋唐时期山东农作物的种植和分布-历史真有趣

【论文】隋唐时期山东农作物的种植和分布-历史真有趣


隋唐时期,统治者多施以重农政策,大力发展农业,“民以食为天”。时山东地区农业粮食作物的种类如何,其种植条件、状况和分布范围如何,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当今齐鲁之地的农业发展,不无借鉴。
一、麦
山东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产出优良的小麦。据研究,地理环境对小麦品质有一定影响,如纬度、海拔、土壤条件等。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与纬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在我国31℃51′—45℃41′范围内,纬度每升高1℃,籽粒蛋白质含量增加0.442个百分点。籽粒蛋白质含量和面筋含量等品质性状有随海拔升高而下降的趋势。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随土壤的粘重程度增加而增加,质地越重其蛋白质含量越高(1)。山东省地理范围介于北纬34℃23′—38℃24′,东经114℃47′—122℃43′之间,平均海拔300米左右,鲁东丘陵海拔在500米以下,鲁西平原海拔多在50米以下,土壤类型为潮棕壤、潮褐土、普通褐土、潮土、淋溶褐土及部分粗骨土,适宜小麦的种植,与同纬度的其它地区相比,粮食质量较高。古代社会,山东地区麦的种植及发展应与此不无关系。
关于麦在古代山东地区的种植情况,陈冬生先生有专文介绍(2)。文中通过对文献史料的梳理,将山东古代麦作业的变化发展详细勾稽。山东麦的最早种植,应可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这在考古中得到证实。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各发掘出1粒小麦粒(3),成为新石器时代山东地区种麦的物证。而文献当中的记载,又可让我们推测此时期山东地区有麦的种植。《诗经》的《鲁颂·闷宫》篇载:“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租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穡。”(4)诗中把“奄”(今山东曲阜境)地的农作历史上溯到后稷时代,且所种植的作物中有麦。麦在山东地区的普遍种植,据陈冬生先生研究,应不迟于唐代。
从生物学特性和经济性上来看,麦都不如粟,粟作为五谷之首,从远古至今,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而麦作为粮食主食,上升到与粟同样重要地位是在唐代。粮食作为人们生命延续的必需品,在文献中往往会重点记载,无论丰收荒歉。二十五史,是记录我国历史较为真实全面的重要史书,它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问题的首选。检索二十五史,隋唐以前史书中“粟”出现的频率远远高过“麦”,且“粟”往往作为租税出现,如“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晦(亩),岁收畮(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6)。“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蚂蚁报恩。”(7)“粟帛之调,王府充积”(8)。“麦”还未作为租税出现过。因此,在隋唐以前,作为税粮的粟,在北方大面积种植,而麦类作物只占小部分。麦作为税粮在文献中出现,应是在隋唐及以后。《隋书》和两《唐书》有载,开皇五年(585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上奏设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观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9)贞观二年(628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设立义仓,“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岑碧青以备凶年。”(10)永泰元年(765年)五月,“京兆麦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请每十亩官税一亩,效古什一之税。”(11)贞元二年(786年)冬十月壬午,“关内、河中,河南等道秋夏两税、青苗等钱,悉折纳粟麦,兼加估收籴以便民”(12)。唐德宗时,韩皋为京兆尹,“搜索府中杂钱,折籴百姓粟麦等三十万石进奉,以图恩宠。”(13)唐文宗时,韦贯之侄韦温出为陕虢观察使,“民当输租而麦未熟,吏白督之,温曰:‘使民货田中穗以供赋,可乎?’为缓期而赋办。”(14)另外,高官逝后,皇帝恩赐之中的粮食,已是粟麦、米麦并存,也能说明麦成为政府税收的一部分,现举例如下:
“开皇六年(李穆)薨于第,年七十七。……诏遣黄门侍郎监护丧事,赗马四匹,粟麦二千斛,布绢一千匹。”(15)
“(杨素卒官,赐)粟麦五千石,物五千段。”(16)
“(开皇)十四年,(贺娄子干)以病卒官,时年六十。高祖伤惜者久之,赙缣千匹,米麦千斛。”(17)
“(段文振卒于师)赐物一千段,粟麦二千石。”(18)
“(隋炀帝)赐(樊子盖)缣千匹,粟麦二千斛。……敕庐江郡设三千人会,赐米麦六千石,使谒坟墓,宴故老。”(19)
“(隋文帝时)义臣可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20)
“(郭子仪死后)仍令所司备礼册命,赙绢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麦三千石。”(21)
“(李澄)澄柩至京师,又赐克宁庄一所、钱千贯、粟麦二千石。”(22)
中央政府职能之中,也有专门负责粮食收购之职的。唐九寺之司农寺下的导官署,设令二人,“令掌导择米麦之事。”(23)麦已列入法律条文,可见麦的地位的上升。
在一些地方土贡之中,麦也位列其中,说明当地麦的种植情况及品种的优质。如京兆府京兆郡,“厥贡:水土稻、麦、鋅、……”;丰州九原郡,“土贡:白麦、……”(24)陕州陕郡,“土贡:幹麦、……”(25)等女教委主任。
如此,隋唐时期凌成败,麦作为粮食作物,成为继粟之后又一重要粮食来源。其种植区域,据华林甫先生研究,大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陇右绿洲区和巴蜀地区。华先生据此绘制了“唐代麦类分布图”,从中可直观地了解当时麦类作物的分布状况,今采录如下。

唐代麦类分布图(26)
如图所示,隋唐时期,山东地区是产麦的主要区域。史料也有相应记载,刘宪之父刘思立,唐高宗时为侍御史,“属河南、河北旱俭,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思立上疏谏曰:‘今麦序方秋,蚕功未毕,……’”(27)。说明河南、河北大面积种植麦。山东的棣、齐、德、郓、徐、兖等州皆是产麦区。开元时,棣州贡赋有麦(28)。“(唐文宗大和三年)七月,齐、德州奏:百姓自用兵已来,流移十分只有二分,伏乞赐麦种、耕牛等,敕量赐麦三千石,牛五百头。”(29)韩愈有诗描绘郓州之麦,曰:“暖风抽宿麦,清雨卷归旗”(30)。大中四年,诗人曹邺受辟为天平节度使(治郓州)判官时,有诗写道:“雨雪不顺时,阴阳失明晦。麦根半成土,农夫泣相对。”(31)“大中中,(李程子李廓)拜武宁节度使,不能治军。补阙郑鲁奏言:“新麦未登,徐必乱。”(32)“(乾宁二年)全忠自伐宣(朱宣驻兖州),刈其麦……”(33)。宋初大臣王禹偁生于五代末的济州巨野县(唐时属郓州),其家是以磨麦制面为生的“磨家儿”(34)。
此外,唐五代时德、沂、宋、兖、曹、徐等州俱尝贡献瑞麦,“(开元八年)五月,德州奏:平原县麦一茎两岐分秀。”(35)“(开元二十四年)七月辛巳,沂州庆云见,瑞麦生。”(36)“(贞元)五年五月,宋州奏:大麦一茎九岐者,约一百余本。”(37)“(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五月)兖州奏:任城县百姓大麦地内,有两岐三穗至四穗者。”(38)“(后汉隐帝乾祐三年五月)曹州乘氏县民王丰麦一茎三穗。”(39)“周太祖广顺二年四月,徐州以两岐麦二十本来献。”(40)
就山东地区而言,麦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山东西部的郓州、兖州、曹州、宋州等地,北部的德州、齐州、棣州等地,以及南部的沂州、徐州等地,而东部的半岛和丘陵地区尚处空白。山东地区麦的种植区域分布,反映了隋唐时期山东东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程度的不平衡。
二、粟
粟,俗称谷子,是山东地区传统的粮食作物,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山东地区先民的主要粮作。在山东地区,多处考古遗址中,都发掘出粟粒的遗物,如枣庄市建新(41)、日照市两城镇(42)。还有山东藤县北辛发现碳化粟(43),山东胶县三里河(44)、莱阳于家店(45)、栖霞杨家圈(46)先后发现粟壳,山东广饶县广饶镇傅家村发现小米颗粒(47)。西汉时期,也有考古发掘,如山东茌平南陈庄的粟壳(48)、临沂金雀山的谷子(49)等,说明山东民众在粟的种植培养过程中作出了一定贡献,并成为山东各地区较早普遍种植的农作物。文献中也有记载,《诗经·鲁颂·阔宫》曰:“黍稷重穋”(50)。稷,即粟谷;重是后熟,穋是先熟。说明春秋时期山东的粟谷已有了先后不同熟期的品种,以适应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种植。战国时代的《管子》,被认为是当时齐国稷下学派的学者论集。书中的《地员篇》讨论了“九州之土”,其中与种植粟谷有关的土壤至少有“五粟”、“五沃”、“五位”、“五X”、“五壮”(51)等五种,每种土壤都有两个适宜种植的粟谷品种,表明在战国时期粟谷的品种更加丰富化。后魏贾思勰以他所在的山东地区为重点收集材料的对象,写成《齐民要术》,其“种谷”篇,收录了当时已有的86个粟谷品种(52),足以说明当时山东地区粟的品种之繁多。隋唐时期,虽未有文献记载,可以断定粟谷的品种会得到延续,其在山东地区的种植应最为普遍。
据华林甫先生研究,到了唐朝,华北平原是全国产粟最多的地区。而地处华北平原的山东应是粟的主要产区之一。

唐代粟(谷子)分布图(53)
如图所示,山东除了中部山区丘陵之地外,大部分地区都适合种植粟。唐代文献中,也记载了山东各地种粟的情况。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宋、兖、郓等州大水,受损作物即是禾(粟)(54);“贝州蝗,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55)。李勣王庆根,曹州离狐人(今山东东明),“家多僮仆,积粟千钟”(56)。员半千,齐州全节(今山东历城东北)人,咸亨年间上书高宗,自报家门说“臣家赀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57)齐州南面的郓州,后为天平军节度使治所,自大和七年起,天平军每岁供粟五万石(58)(时本镇辖郓、曹、濮三州)。李同捷反于汴,“时徐泗节度使王智兴檄兖海、郓曹、淄青当徐道者,出车五千乘,转粟馈军”(59)。兖州位于郓州之东,乾宁三年二月粮食匱乏,“(朱)瑾自出督刍粟,转掠丰、沛间”(60)。唐末诗僧贯休,尚有“邹鲁封疆禾稼浓”(61)的诗句。
又齐、徐、郓三州上献嘉禾,证明当地作物为粟,“(开元八年十二月)齐州嘉禾生”(62)。“(贞元十二年)九月,徐州奏嘉禾生”(63)。郓州东平县“有禾异陇双本,合成一穗”(64)。唐太宗时,在徐、齐等五州置常平仓,“粟藏九年”(65)。天授元年(690年),洛阳含嘉仓所储存的谷子有7,900石,为德、濮、沧等州所上缴(66),说明这些地区皆产粟。唐末,罗弘信节度魏博,“朱全忠讨黄巢,饷粟三万斛”,“秦宗权乱,复诏弘信以粟二万斛助军”(67)。
山东半岛及沿海地区也种粟。胡三省释“海运使”时说,“自帝事边功,运青、莱之粟,浮海以给幽、乎之兵”(68)。开元年间,淄、棣二州皆贡粟(69)。开成四年四月十八日,日本僧人圆仁在登州牟平县境,闻知“此州但有粟”(70)。七月十五日,在登州文登县真庄村天门院“便吃新粟米饭”。登州的粟米价钱是每斗三十文,莱州则一斗五十文,青州由于当时近三、四年有蝗灾,“吃却五谷”,粟米斗至八十文。开成五年四月十日,圆仁已至齐州禹城县,“县市粟米一斗C五文”(71)。总之,山东沿海的密、莱、登等州的“山村县人”,“爱吃盐茶粟饭”(72)。
由此观之,相对于麦来说,粟是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三、水稻
水稻在山东地区较早出现,时间可至新石器时代。据考古资料证实,在滕州庄里西发现粳米280余粒(73),临淄田旺遗址土样分析中发现水稻植物硅酸体(74),日照两城镇发现稻谷(75),栖霞杨家圈发现稻谷壳(76)。说明史前山东半岛地区、鲁东北地区以及与江苏毗邻的鲁南地区都曾是稻作区域。史籍中,也记载了山东地区种稻的史实。《诗经·鲁颂·阔宫》云:“有稷有黍,有稻有柜。奄有下土,缵禹之绪”(77)。“奄”,是春秋前山东古国,春秋时在鲁国曲阜东一带。《左传》称:“鄅人藉稻。”“鄅”,春秋时鲁南地区小国。西晋杜预注云:“鄅国,今琅邪开阳。”(78)开阳即今临沂市东,其地濒临沂河,说明当时的沂河流域地区也有稻作农业。《周礼·职方氏》载:青州“其谷宜稻麦”;兖州“其谷宜四种”,郑玄注:黍、稷、稻、麦;幽州“其谷宜三种”,郑玄注:黍、稷、稻郑承镇。青州约指山东中部及东南部地区,兖州约相当于山东西部及西南部地区,幽州约指山东北部及半岛地区。这些地区都具有种稻的水利条件,如青州,“其浸沂沭”,即今沂河、沭河;兖州,“其泽薮曰大野”,即巨野泽(在今菏泽市巨野县境内),“其川河、(同“济”)”,即黄河、济水;幽州,“其泽薮曰貕养”,即唐代奚养泽,在莱州昌阳县(今山东莱阳市东)(79),“其川河”,即黄河、济水。(80)由此可知,山东自古就有种稻的传统。
经秦汉至隋唐,稻作生产得到了进一步扩大。隋文帝时,薛胃在兖州地区改进沂、泅水流,“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81),水稻获得丰收。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沂州承县(今枣庄地区)治渠陂“十三所”(82)“所殖禾稻,岁收数千斛”(83)。长安中,青州北海令窦琰在北海县(今潍坊)“引白浪水曲折三十里以溉田”(84)种稻。开元二十二年七月,“遣中书令张九龄充河南开稻田使”(85),“又教河南数州水种稻,以广屯田”(86)。《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开元贡赋中,淄州有米(87),应是指水稻,说明此地种稻。天宝年间,齐州地区(今济南)的稻作生产始见兴盛,唐李邕诗“负郭喜(一作皆)粳稻,安时歌吉祥”(88),指的就是齐州治地历城水稻种植的盛况。密州辅唐县(今山东安丘县),“昔者堰浯水(潍水支流)南人荆水(浯水支流),灌田数万顷”,至唐中叶,余堰及稻田畦畛尚存(89)。在唐代的后期,东起半岛地区的登州,西至鲁西地区的齐州禹城县都有水稻种植。唐文宗时,日本高僧圆仁在从登州到禹城的一路上,沿途所记的主要粮食品种就是粟和稻,可知在齐州、青州、登州、莱州等地的某些低洼之处,都曾种过水稻。当时,青州以东地区蝗虫为灾,“吃劫谷稻”(90),造成粮价踊贵,其中尤以“粳米最贵”(91)。
四、豆类
根据山东地区的土壤性质特征,山东地区应适宜种植豆类,诸如豌豆、绿豆、大豆、小豆(赤豆)等,在古代文献中统称“菽”。目前,分别在滕州庄里西遗址发现了野大豆粒(92)及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野大豆遗存(93),证实山东地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采食豆类植物肖凯提。《诗经·鲁颂·閟宫》有曰:“植稚菽麦”(94),《管子》载:五觳之土,“其种大菽、细菽”(95),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种植豆类作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已有对豆类不同品种的记载(96),说明当时山东地区乃至全国豆类作物种植的成熟和普遍。隋唐时期,文献中有关山东地区豆类作物种植的直接记载较少,但仍可从间接记载中证实。窦建德于牛口渚被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生擒之前,军中有童谣曰:“豆人牛口,势不得久”(97)。民谚童谣的形成,大多是来源于生产生活,“豆人牛口”说明豆类植物已作为饲料,那么山东、河北一带种豆是必然的。麟德二年十月,唐高宗举行泰山封禅活动,由洛阳出发东行,“是时频岁丰稔,斗米至五钱,豆麦不列于市。”(98)唐高宗封禅,途中必经山东地区,因年成较好,才有“豆麦不列于市”,豆作为商品在市面流通,说明当地种豆的事实。五代后唐所征夏秋税租中,山东地区各州缴纳的实物税里就有豌豆(99)。五代与隋唐相距时间不长,也可说明隋唐时的山东地区产豆。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日本高僧圆仁游历山东地区,在其著作中记下了山东几处地方有关小豆的价格,如青州北海县“小豆一斗三十五文”、齐州禹城县“小豆一斗廿五文”(100)。此外,青州幕府判官还施给圆仁“驴料小豆二斗”(101)。这些记载,充分证明了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种植豆类农作物的史实。
五、黍
黍,古代专指一种子实称黍子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喜温暖,不耐霜,抗旱力极强。子实淡黄色者,去皮后北方通称黄米,性黏,可酿酒。其不黏者,别名穄,亦称稷,可作饭。隋唐时期,黍是粮食作物之一,许多唐诗之中都有记载。杜甫有诗“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102)。储光羲,兖州人,其有诗云:“去家行卖畚,留滞南阳郭。秋至黍苗黄,无人可刈获。……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103)张谓,河南人,有诗曰“主人有黍百余石,浊醪数斗应不惜。”(104)自居易有诗“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种薤二十畦,秋来欲堪刈。望黍作冬酒,留薤为春菜。”(105)由诗中可知,黍的种植在隋唐农作物中占有一定比重,黍丰收之后,一来“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二来“浊醪数斗应不惜”。史书也有关于种黍的记载,如王绩,隐居乡里,“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106)。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朱全忠守将)贺德伦闭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铁骑环其城,捕刍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107)以上记载,说明了隋唐时期黍的种植情况。山东地区,种黍的历史较早,目前在山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黍的遗物,如滕州庄里西发现黍米2粒(108);日照两城镇发现黍粒(109);山东长岛北庄发现黍壳(110)。隋唐时期,山东地区有关黍的资料记载较少。《太平广记》载,冀州故观城人(今山东莘县观城)姜胜生,曾于武德初年,“在黍地里打雀”(111)。虽然史书记载不多,但是黍这种作物,生长期短、易于管理、较耐干旱,很适宜于丘陵环境生长,就山东的地形特点来说,黍在山东的丘陵地带普遍种植是有可能的。
六、高粱
高粱,又名藿粱、木稷、蜀黍、蜀秫等。唐代陆德明解释“粱”即“今蜀黍也”(112)。性喜温暖,抗旱、耐涝。《本草纲目》记载:“蜀黍北地种之,以备粮缺,余及牛马”(113)。可见,高粱在北方多有种植。山东滕州庄里西遗址发现类似高粱穗的颖片(114),该遗址为龙山文化时期,若果真是高粱,则高粱在山东的种植历史可上溯到4600多年。《齐民要术》中专列一节,介绍高粱的种植(115),说明时黄河流域高粱已普遍种植。隋唐时期,史书中暂未发现关于高粱种植的记载,但是山东地区有着悠久的种植高粱的历史,又有适宜高粱种植的地理环境,因此山东地区有高梁种植无疑。
注释:
(1)蒋礼玲等《自然环境因素对小麦品质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05年第3期,第488页。
(2)陈冬生《试述古代山东麦作生产的发展》,《古今农业》1993年第1期。
(3)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4)吴兆基编译《诗经》(下册),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5)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右玉天气预报,《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6)《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5页。
(7)《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55页。
(8)《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页。
(9)《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4页。
(10)《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23页。
(11)《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91页。
(12)《旧唐书》卷12《德宗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4页。
(13)《旧唐书》卷129《韩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04页。
(14)《新唐书》卷169《韦贯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9页。
(15)《隋书》卷37《李穆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18页。
(16)《隋书》卷48《杨素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92页。
(17)《隋书》卷53《贺娄子干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53页。
(18)《隋书》卷60《段文振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60页。
(19)《隋书》卷63《樊子盖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90、1491页。
(20)《隋书》卷63《杨义臣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99页。
(21)《旧唐书》卷120《郭于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66页。
(22)《旧唐书》卷132《李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57页。
(23)《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87页。
(24)《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1页。
(25)《新唐书》卷3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5页。
(26)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续)》,《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第23页。
(27)《旧唐书》卷190中《刘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16页。
(28)[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7页。
(29)[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67页。
(30)韩愈《奉和兵部张侍郎(贾)酬郓州马尚书(总)祗召途中见寄开缄之日马帅已再领郓州之作》,载于《全唐诗》卷34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63页。
(31)[唐]曹邺《贺雪寄本府尚书》,载于梁超然等注:《曹邺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又载于《全唐诗》卷592,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867页。
(32)《新唐书》卷131《李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12页。
(33)《新唐书)卷188(朱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65页。
(34)徐规著:《王禹稱事迹著作编年·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35)(36)(37)(38)(39)(40)[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中华书局1960年版大王蛇图片,第258、261、269、272、274、274页。
(4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42)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遺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43)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168页。
(44)昌潍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第262页。
(45)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168页。
(4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考古》1984年第3期,第99页。
(4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9期,第781页。
(4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省茌平县南陈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第319页。
(49)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第25页洛奇小册子。
(50)吴兆基编译《诗经》(下册),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51)刘柯等译注《管子译注》卷19《地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374、375页。
(52)[后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种谷》,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3页。
(53)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第35页。
(54)[北宋]王钬若等编《册府元龟》卷490《邦计部·蠲复》,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63页。
(55)《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9页。
(56)《旧唐书》卷67《李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83页。
(57)《新唐书》卷112《员半千传》,中半书局1975年版,第4161页。
(58)[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中华书局1960年版,雨林木风ylmf第5838页。
(59)《新唐书》卷164《崔弘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星媒舵手,第5051页。
(60)《新唐书》卷188《朱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66页。
(61)贯休《夏雨登干霄亭上宋使君》,载于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98页。
(62)(63)[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8、269页。
(64)张仲素《贺嘉禾表》,载于《全唐文》卷644,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20页。
(65)《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44页。
(66)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第57页。
(67)《新唐书》卷210《罗弘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39页。
(68)《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壬寅,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41页。
(69)[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9、497页。
(70)(71)(72)[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64、86、93、95、100、193页。
(73)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第59页。
(74)靳桂云等《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研究》,《考古》1999年第2期,第83页。
(75)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7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第99页。
(77)吴兆基编译《诗经》(下册),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78)《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71页。
(79)[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8页。
(8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3《职方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3、874、875页。
(81)《隋书》卷《薛胃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88页。
(82)[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页。
(83)赵亚伟主编《峄县志》(点注本)卷6《风俗》,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06页.
(84)《新唐书》卷3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4页。
(85)《旧唐书》卷8《玄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1页。
(86)《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99—3100页。
(87)[唐]李吉甫撰世音琴行,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9页。
(88)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载于《全唐诗》卷11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68页。
(89)[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0页。
(90)[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迭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91)[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92)靳桂云等《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研究》,《考古》1999年第7期,第60页。
(93)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94)吴兆基编译《诗经》(下册),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95)刘柯等译注《管于译注》卷19《地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96)[后魏]贾思勰著,繆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2《大豆》,农业出版杜1982年版,第80页。
(97)《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42页。
(98)[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36《帝王部·封禅》,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3页。
(99)[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40页。
(100)[日]圃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4、100页。(101)[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6年版,第97页。
(102)杜甫《羌村》,载于《全唐诗》卷21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77页。
(103)储光羲《田家杂兴八首》,载于《全唐诗》卷13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86、1387页。
(104)张谓《湖上对酒行》,栽于《全唐诗》卷19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16页。
(105)白居易《村居卧病三首》,载于《全唐诗》卷43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787页。(106)《新唐书》卷196《王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94页。
(107)《资治通鉴》卷261,唐昭宗光化二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27页。
(108)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第60页。
(109)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110)昊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168页。
(11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16《报应十五·姜胜生》,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09页。
(112)[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6页。
(113)[明]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页。
(114)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第60页。
(115)[后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2《粱秫》,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李取勉,历史学博士,济宁市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点击标题阅读往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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