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实录】陈漱渝｜鲁迅研究中的史料问题-CUC文法家园

鲁迅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2017年5月8日晚在中国传媒大学讲
陈漱渝
今天来到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跟诸位座谈，感到非常荣幸。为了减轻我的压力，刘春勇教授让我随便聊聊。真正的聊天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真诚，就是敞开心扉，讲自己想讲而且认同的话，不去讲那些套话，违心的话；另一个前提就是随意，无拘无束。鲁迅欣赏日本的漫谈和随笔，就是因为这种交流方式活泼，不设条条框框。不过聊天的效果也有两种：一是聊得投机，越聊越想聊；二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话不投机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观的差异。评论家闫钢有一句话，话粗理端，他说现在大伙儿都憋着一泡尿，但尿不进一个夜壶里。其实这也是一种普世现象，并非“中国特色”。有美国朋友告诉我，去年竞选总统时，一家人中有人投希拉里的票，也有人投川普的票，互相保密。有些老华侨把票投给了川普，不敢吱声，怕挨儿女骂。夫妻好友之间，尽量不涉及政治和宗教这两个话题。有人会说，今天不是请你来讲鲁迅的吗？不错，但鲁迅偏偏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作家。他的一生跟很多政治事件纠结在一起，比如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大革命；他参加了很多有政治背景的组织，如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民权保障同盟；他的作品涉及了很多政治人物和事件，如毛泽东，史达林，托洛斯基，三·一八，四·一二，九·一八，一·二八……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都不能不影响到对鲁迅的评价。绕了这一个大圈子，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今晚的发言只是当下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我不自以为是，更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大家。古人说得好：“兼听则明”。如果你们能够“兼听”一下，那我也就不虚此行了。既然聊天，总得有个中心，现在就从我去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的一本《鲁迅传》讲起，书名叫做《搏击暗夜》。鲁迅是生活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他把1926年的3月18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杂文中，鲁迅说这三十年中（指的是从辛亥革命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目睹了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他埋得不能呼吸。他只能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苟延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还有一篇杂文叫《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谈到当时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左翼作家的是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手段是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可见当时文艺界跟整个社会同样黑暗。所以鲁迅进行创作，从来就不是为了表现自我，张扬性灵，渲染闲适，其目的就是为搏击暗夜，战取光明，让中国老百姓能够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而不至于在国与国的角逐当中让“中国人”从“世界人”当中被挤出去。可是前些年有些人却拼命在制造什么“民国热”，说什么“黄金民国”，“钻石北洋”，把旧中国来作为新中国的反衬，我看这就有点走过入魔了。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民国时期也有其亮点，就如同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有“两弹一星”这样的军事科学成就一样。但那个时代在总体上是要不得的。当然，鲁迅搏击的暗夜不仅来自社会，还有自身，有来自灵魂深处的毒气和鬼气。这也是鲁迅搏击的对象，表现出鲁迅比那些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文人精神境界要更高一层。任何作家的书一旦公开出版，就如同婴儿脱离了母体，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存在，面临的是任人说短长的处境。我的书也不例外。没有想到的是，去年十二月，中国出版协会把我写的《鲁迅传》评为2016年度中国30本好书之一；今年2月，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又颁了一个证书，把我的《鲁迅传》入选为“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据说，中国当下一年出版的纸质图书有54万余种，在这54万多种书当中，被选为前30和前50，应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评审的机构都是国家的权威部门。不料今年的世界读书日（4月23日）中央台一频道有一个好书颁奖节目，我这本书忽然从好书名单中消失了。第二天一打听，才知道评委会内部产生分歧，有人力挺张梦阳先生写的《鲁迅传》（“苦魂”三部曲），当然也有人说我的好话，结果没有像影视评奖或“星光大道”评奖那样下一个“双黄蛋”，而是“兄弟阋于墙”，手足相残，两败俱伤，都没有上。张梦阳先生跟我私交不错，我对他的治学水平和精神都很佩服，彼此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他为了写这个三部曲，付出的劳动比我大得多。不过他写的是有文学虚构成分的小说体传记，而我写的是无一字无来历的史传。让这两种文体性质不同的书进行PK，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难道《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这两种书非要PK掉一个，或者把两种全部否定掉吗？我讲这件事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对于当今的各类评奖，都用不着太认真看待。书评只是一部分在书评界有话语权的人的意思，他们垄断了舆论，一般人插不上嘴。对一部作品而言，最公正的评论员是时间。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历久不衰，而且常读常新。张梦阳的《鲁迅传》虽然有文学性的虚构和想象，但基本上还是有史实依据的。比如他三部曲第二卷《野草魂》的封腰上就注明参考了我的成果。我相信张梦阳的作品比我写的文学性强，但如果作为写论文的参考书，恐怕还是要参考我写的这一本。我这样讲丝毫也不含对梦阳兄不敬的意思，大家也不会误会。那么我写的《搏击暗夜——鲁迅传》总体追求是什么？总的追求就是想写出鲁迅的本色，想写出真实的鲁迅，这就要靠丰富而扎实的史料。讲座一开头我就谈到，我们现在置身的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之所以出现不同的声音，完全是因为不同人判断不同事物的价值观有所不同。有人把当下中国的社会思潮归纳为七种。第一种是主流意识形态，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治国理念。第二种是老左派思潮，这种人容不得别人对毛泽东进行科学评价，甚至呼唤再来一次“文革”。第三种是新左派思潮，这种人大多信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权势和市场经济。第四种是民主社会主义，这种人信奉社会主义，但主张用民主的方式，反对用暴力的方式。第五种是自由主义，这种人认为当今中国还处于后极权时代，主张三权分立，实行多党制，成立反对党。第六种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说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21世纪是中国人主导的世纪，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第七种是新儒家，主张国学救国，经学救国，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些思潮在鲁迅研究领域都有不同的反应，比如有人认为鲁迅跟胡适同属自由主义营垒；有人认为胡适和鲁迅是两股道上的车，一个反体制，一个不反体制；有人则认为鲁迅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也有人认为鲁迅是亲近日本的汉奸。在观念难以沟通的情况下，史料的作用就突显了出来。比如，有人说鲁迅不抗日，骂张三，骂李四，就是不骂日本人。这种时候，你只需要朗读鲁迅杂文《“友邦惊诧”论》中的文字就可以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鲁迅还用迫击炮一般的排比句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说日本占了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员，枪毙人民……试问：天下有这样控诉侵略者的汉奸吗？前些年，有人不断利用国民党特务杂志的《社会新闻》伪造的材料，诬蔑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为了辨白这件事情，我在这里提供一份“座谈会记录”，时间是1960年2月13日，主持人是中国作协前党组书记、著名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座谈内容是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回忆录》，内山完造是这部回忆录当中无法回避的人物。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当年左联党团书记阳翰笙，他也是建国之后文艺界的重要负责人。阳翰笙在会上说，他曾经向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孙平化请示过。孙平化说：“我们没有材料证明内山是日本特务。”阳翰笙还说，1959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我国特邀请了一些国外的友好人士参加庆祝活动，其中就有内山先生。内山很兴奋，当年9月21日在北京犯了脑溢血病逝。9月22日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阳翰笙起草的悼词肯定内山先生为日中友好做了“一些”工作。当时负责对日外交的廖承志认为“一些”这两个字分量太清，改为内山完造为增进中日友好做了“许多”工作。从这份“座谈会记录”可以了解我们党和政府对内山完造所做的结论。至今内山和他的夫人还合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现已改名宋庆龄陵园。这位鲁迅的日本友人就这样长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前不久，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发博文，题为《鲁迅在他身后的中国》，大意是：鲁迅是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反体制，批判国民性，他的思想跟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抵触。当局为了利用他，就要重构鲁迅与革命的关系，编造一些荒唐无稽的故事，说什么鲁迅托送金华火腿慰问中央领导人。鲁迅送火腿是编造的故事吗？这件事我说了不算，这位教授说了也不算。好在中央档案馆保存了1936年冯雪峰给中央的工作报告，其中提到鲁迅第一次送火腿给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结果被中央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扣留了。冯雪峰为此很生气，说“岂有此理”。鲁迅得知，说，“再送一点”，又买了四只。有了这份史料，事实就很清楚了，这就叫多元化语境中史料作用的凸显。史料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研究鲁迅要依据那些史料呢？史料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为了论述方便，我把史料分为三类：一类叫实物遗存，二类叫文字记载，三类叫口述回忆。实物史料很重要。中国古人研究历史，主要靠典籍记载，但自从甲骨文发现，敦煌文物问世，竹简帛书出土，丰富和改写了历史。在这个基础上，王国维才在1925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用出土文物跟文字记载相互印证。实物史料如何进入鲁迅研究？比如到北京阜成门鲁迅故居去参观，你首先会发现鲁迅的生活是很平民化的。阜成门是运煤车进城的城门，这里居住的大部分是车夫，木匠一类平民，这跟史家胡同，南半截胡同有很大不同。进了这个四合院，你会发现北房那三间房，中间一间是过道兼餐厅，左边住的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右边住的是鲁迅的母亲。这就证明鲁迅跟原配夫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母亲床边有一张藤椅，鲁迅下班就躺在这里跟母亲聊天。这证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仍然恪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他自己的卧室、工作室是中间延伸出的那个长条小房间，总共才8.4平方米。骑自行车能减肥吗北京的泥瓦匠把这种房形象地称为“老虎尾巴”。他办公桌的右墙上悬挂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说明鲁迅经常怀念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岁月和关爱他的日本老师。细心的观众还会发现藤野的一只耳朵像个英文大写的B字，中间凹进去一块，这是练习柔道时摔成这样。鲁迅留学日本时也练过柔道，现在还保留着一份练柔道的证书。书桌上原有一张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照片，现在没有摆。可能是故居刚开放时觉得安特列夫有些虚无颓废，就撤掉了。这样就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氛围。书桌上还有一盏煤油灯，鲁迅在散文诗《秋夜》中对它进行过生动的描绘。鲁迅故居里最让我感动的是那张窄条木板床，以及床底下那个避难时随时携带的竹网篮。“生于忧患，死于安逸”，这就是鲁迅给我的人生启迪。床上的枕套绣着“安睡”和“卧游”四个字，这是鲁迅和许广平的定情物。这些实物是无声的，但都进行着无言的诉说。作为实物研究的成果，我可以推荐两本书：一本是叶淑穗、杨燕丽合写的《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作者是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的负责人。她们提供了很多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本是《走读鲁迅》，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作者陈光中是一位在铁道部工作的业余鲁迅研究者汪俊林。他花了十几年时间，读了上千万字的鲁迅研究著作，自费考察了鲁迅在国内生活和学习过的七座城市，以及短期讲学的西安。他通过实地考察，指出了八道湾原址跟现在陈列的模型的区别，指出了许广平绘制广州白云楼平面图标出的方向有误（将“北”误为“南”），真的是让我佩服。我为他写了一篇书评，题目叫做《成果在圈外》，说明不一定专业人士才会出成果。下面谈文字史料。文字史料又可以细分为作家文本，相关书刊和文书档案几种。其中最关键的是作家文本。我认为，文本是作家的思想和艺术通过文字定型化的产物，它的意义虽然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生发性，即我们常说的作品的客观思想大于作家的主观思想，但对于阐释而言，文本又具有其规范性。比如《红楼梦》，虽然道学家看到淫，经学家看到《易》，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这些都是对《红楼梦》主题的曲解，而不是正解。评价鲁迅思想艺术的依据也只能是文本。比如有些学者可能是出于维护鲁迅的好意，说鲁迅晚年已经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幻灭感，对斯大林搞的肃反扩大化保持了警觉，所以他拒绝了苏联方面的邀请，怕到了苏联会受到迫害。有一位画家还画了一幅油画，叫“这样搞下去，行吗？”画面上是鲁迅跟冯雪峰对谈，对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做法表示忧虑。然而去年《冯雪峰全集》出版了，收录了冯雪峰的全部作品，现存的日记、书信，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外调材料，其中都没有找到这种说法。所以，要了解鲁迅晚年的苏联观，我建议还是去读他的相关杂文，比如《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直至临终前写的《记苏联版画展览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苏联版画集>序》。这些才是评价鲁迅苏俄观的深刻性和局限性的可靠依据。令人遗憾的是，当前通行的《鲁迅全集》，虽然收罗比较齐备，注释比较详尽，校勘比较精确，但文体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试以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和该文初次发表的报刊文字相对照，就能发现现行文本的有些文字反不如初刊本。2005年版《鲁迅全集》与最初发表报刊文字校勘举隅（上句为2005年版，下句为初发报刊）
《野草·死后》
“您好，您死了么？”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
“您好，您死了么？”是一个颇熟的声音战火风暴。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那不碍事，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深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罢。这是……。”
《野草·求乞者》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
我沿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
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烦腻他这追着哀呼。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子，摊开手，装着手势。
野草·复仇（其二）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为甚么离弃我？！）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彷徨·祝福》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时，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
《彷徨·肥皂》
“胡说！胡闹！”四铭忽而怒得可观。“我是‘女人’么！？”
“胡说！胡闹！”四铭忽而大怒起来。“我是‘女人’么恶鬼性爱！？”
《孔乙己》
倘肯多花一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
倘肯多花一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或茴香豆，做下酒物了……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薛嘉麟，教人活泼不得；
掌柜是一副凶面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
《呐喊·风波》
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
七斤既然犯了王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
《呐喊·故乡》
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
这正是一个二十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
《呐喊·阿Q正传》
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
说是“陇西天水人也”唐河天气预报，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定不下。
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
《呐喊·端午节》
“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
“对啦。没有钱怎么买米，没有米怎么煮……”
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类粗浅事情都不知道……”
“对啦造字工房悦黑。没有钱怎么买米，没有米怎么煮饭……”
《朝花夕拾》后记
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霞集》卷下，题云《非麻胡》。
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作的《资霞集》卷下，题云《非麻胡》。
吴友如画的一本，也合两事为一沈殿霞葬礼，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一些，且绾着双丫髻，——不过还是无趣味。
吴友如画的一本，也合两事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一些，且绾着双丫髻，孟照国——不过还是无趣味。
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
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
通过以上对照，证明目前《鲁迅全集》的文字，有些反不如初刊本精确、简炼，口语化。今后恐怕需要校堪出一个更为完善的鲁迅著作文本。
文字资料中的相关书刊，主要指鲁迅生活年代的书刊，鲁迅发表作品的报刊，特别是鲁迅本人的藏书。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出版过一本四卷本的《鲁迅年谱》，我主要参与鲁迅北京时期（1912年至1926年）的编写和定稿。为了写好谱文，我把这十四年北京出版的《晨报》《京报》《大自由报》……几乎从头翻到尾，一张张都翻阅了一遍。为什么光看鲁迅作品不行，还要看发表这些作品的报刊？唐弢先生跟我说，他花了不少钱买期刊，并不是因为缺心眼，而是只有阅读期刊，才能直接感受鲁迅创作时的时代氛围。也就是感染当年的文坛气息。鲁迅藏书更是一座开掘不尽的矿藏。鲁迅再聪明，再伟大，他的作品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的很多观点和征引的材料并不都是他原创的。日本关西大学北冈正子教授一生的主要贡献，就是写出了一部《<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我觉得仅凭这一部书，她在鲁迅研究史上的地位就无法动摇。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委托我编一本《鲁迅的科学论著》，并为此书写了一篇前言。后来有一位学者查阅鲁迅藏书，才知道鲁迅的生理学讲义其实是编译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创性。现存鲁迅藏书有四千余种，一万四千余册，涉及到多个语种，有继续开掘的必要和潜力。档案资料也很重要。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了十四年，要研究他的这一段公务员生涯就离不开民国档案。我研究鲁迅的教学生活，依据就是相关学校给鲁迅颁发的聘书，上面有聘任时间风平浪静造句，职务，最具权威性。征引文字史料有一大忌讳，就是引用作家文本不要断章取义，引用相关史料不要随意取舍。比如1924年鲁迅一行应陕西教育厅之邀到西安讲学，鲁迅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年西安《新秦日报》作了跟踪报道。鲁迅的讲稿是第二年才整理发表的，当然是一篇经典之作。但就这一次教学活动的整体而言，却不能说是成功。因为当年学员主要是陕西边远地区的小学教师，而讲师除开有口音、无讲义之外，讲课内容大多跟小学教学需求无关，所以原来报名的七百名学员中十分之九的人翘了课，坚持听课的只有几十个人。1924年7月30日《新秦时报》对这种状况做了客观报道。但建国后出版《鲁迅讲学在西安》一书，这篇报道却被抽下来了，原因是担心有损鲁迅形象。其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并不是鲁迅，而是活动组织者。当年把这种报道作为“负面新闻”屏蔽，这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科学态度。接着我要谈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口述史和回忆录。有人曾经质问我：你是否反对别人写回忆录，读回忆录？我回答：怎么会？口述史古已有之，但现代口述史的概念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内文斯教授提出来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史学分支。我这个人特别爱看回忆录，因为它生动具体，提供了不少历史细节，能补充文献记载的空白和缺失。我自己也写过一本回忆录《沙滩上的足迹》，上海东方出版社出版，今年又有两个出版社要再版。我写的这本《鲁迅传》就充分利用了回忆录中的资料，以增强其文学性。在鲁迅回忆录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萧红，写得最真的是许寿裳。许广平、周作人的回忆文字虽各有局限，但都是亲属提供的史料，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我只是觉得回忆录不可全信，其中可能有误、伪、隐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考证鉴别。“误”就是无意失真尊主恕罪。朱正先生的成名之作就是《<鲁迅回忆录>正误》，专门挑许广平回忆鲁迅文字中的硬伤。其实这种情况在回忆录中比比皆是。有一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表明人的记忆力可以超常发挥，但即便如此，人脑毕竟也有遗忘功能，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回忆毫厘不差。鲁迅本人肯定是“最强大脑”，但他《一件小事》《明天》等作品的写作时期就都记忆错了。“伪”就是有意作假。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中国历史上出现那么多伪书就是例子。在鲁迅研究史上，有两位靠做假出名的人，一位叫史济行，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一文中就揭露过他。建国后上海又出了一位沈鹏年，他临死前还写了两本谎话连篇的书《行云流水记往》。我跟他较了三十年劲。“隐”就是“秘而不宣”。一种可能是因为有些事不愿意为别人所知晓，这很正常。巴金就主张注释从简，特别是不要注明对他人不利的隐私。另一种情况是迫于特定环境，有些真情不敢公开披露。比如冯雪峰上世纪五十年代出过一本《回忆鲁迅》，谈到1936年4月他从陕西到上海执行特殊任务，初见鲁迅时，鲁迅说的是：“有些话以后慢慢说吧。”文化大革命期间冯雪峰才承认，鲁迅当时讲的是：“这些年被周扬他们摆布得可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扬是文艺界的当权派，握有生杀大权，冯雪峰长期挨整，不敢如实写出。这就是迫于形势的“隐”。因为存在“误”“伪”“隐”的情况，所以回忆录，口述史都需要考证鉴别。鉴别史料真伪的方法很多，如“事证”，即用事实证明虚妄；“物证”，即用实物证明虚妄；“理证”，即用道理，用推论证明虚妄；“人证”，即用当事人出面作证，证明虚妄。不过单用一种方法证伪可能说服力不够，很多的时候是综合运用“事证”“物证”“理证”“人证”等多种方法。
“事证”，比如鲁迅1929年5月25日致许广平，说冰心乘海轮旅行结婚，在船上拿出一大捆高长虹给她的情书，给丈夫吴文藻看。一边看一边撕，扔到海里，扔了几天才扔完。其实这是鲁迅从韦丛芜那里听来的一则八卦。事实是：冰心结婚的时间是当年的6月15日，即鲁迅写这封信的20天之后，婚后也没有乘海轮出国，只是回了一趟老家。“物证”，比如1957年8月，周扬控制的中国作协批斗冯雪峰，把他定为右派，然后，强迫冯雪峰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之后加一个注释，把这篇对周扬等人不利的文章完全说成是冯雪峰宗派主义的产物，是冯雪峰在蒙蔽病中鲁迅的情况下代写的。要辩驳这种指控最有力的物证就是这篇文章的原稿。原稿充分证明，有关“四条汉子”的那段文字，一字一句都是鲁迅的亲笔，完全不存在别人“代笔”的情况。“理证”就是据理推断。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引用了原民党特务骨干沈醉的回忆，说他曾组建了一个监视小组潜伏在鲁迅寓所对面，发现鲁迅除了伏案写作之外并没有其他特别举动，于是就主动撤退了。这种说法完全有悖于常理，因为如果国民党当局要暗杀鲁迅，完全是因为他伏案写出的那些文章，并不是写作之外的特别举动。特务们难道真要等到鲁迅在房间里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才会开枪吗？“人证”就是当事人亲自出面作证。比如1956年有记者采访陈赓大将，说1932年陈赓在上海养伤期间曾秘密拜访过鲁迅，陪同者有冯雪峰和朱镜我。但1978年5月楼适夷先生又发表了《鲁迅二次见陈赓》一文，说他也陪陈赓见过一次鲁迅，这次会见时并没有冯雪峰和朱镜我。鉴于楼适夷是当事人，而且1936年10月23日（鲁迅逝世四天后）他就在一篇悼念文章《深渊下的哭声》中就谈到过这件事，因此可以认定鲁迅跟陈赓的会见绝不止一次。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考证回忆录的真伪一般都会综合运用“事证”“物证”“理证”“人证”等方法，以增强其说服力。史料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考证史料的工作难度并不低于理论探讨，所不同的是理论被人公认为是学问，而史料研究却往往被人视为雕虫小技，得不了学位，评不了职称。我举两个例子，说明搞史料研究的不易。研究鲁迅小说创作的人都知道，他创作白话短篇小说“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但鲁迅究竟读过哪些外国文学作品呢？他并没有开列一个书目。有幸的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期自己装订了两册剪报：一册是十篇小说，另一册是60篇诗文，不知为什么都存放在钱玄同家里。万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之前被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抢救了出来。这就是鲁迅早期阅读外国作品的一部分物证。然而，这十篇外国小说都是日本翻译家从俄文原著当中转译的。按说，粗通日文，把这十篇日文篇名翻译成中文不应该是一件特困难的事情。比如，日本《趣味》杂志译载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篇名的四个字就跟汉字完全相同，然而其他一些篇目就相当麻烦。比如鲁迅从日本的《新小说》杂志剪下了一篇《妖妇传》，是屠格涅夫的一篇小说。但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几乎都译成中文了，其中并没有什么《妖妇传》。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读懂日文译文，然后再对照俄文原著。这一点决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因为既需要有语言能力，同时还需要有相应的资料条件。经过东北师大孟庆枢教授的帮助，前后十多年才搞清楚所谓《妖妇传》其实是屠格涅夫的小说《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明治时期日本的翻译家翻译的态度很不严谨，不仅随意拟定了一个篇名，而且把主人公的名字译成了六山加太郎这个日本名字。所谓“妖妇”，其实只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此外环县吧，当时日本的这种豪杰翻译家把莱蒙托夫的小说《歌手阿希克·凯里布》译成了《东方物语》，把屠格涅夫的《波列西耶之行》译成了《森林》更俗剧院，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总之，为了搞清鲁迅剪下的这十篇小说的原名，中国、日本的学者共同努力，花费了十多年时间，这种艰巨性，局外人是很难想象的。注释高长虹的卒年比这更加艰苦，前后竟花费了25年。大家知道，仅在《鲁迅日记》当中，就有85处提到高长虹；鲁迅杂文中，也有30多条涉及高长虹。在鲁迅书信（特别是《两地书》中）提到高长虹的地方也不少。这就是说，要研究鲁迅，高长虹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我参与编注《鲁迅全集》的时候，对人物注释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对已故人物，生年卒年都必须注全。然而，高长虹跟鲁迅发生冲突之后，1929年就去了日本，此后情况不明。1980年初，我查阅1931年出版的《文艺新闻》，才看到高长虹出国的消息。同年，我走访了狂飙社最年轻的一个成员郑效洵，他是高长虹的同乡，当时在北京图书馆任职。郑老告诉我，高长虹后来又从日本去了欧洲，在法国参加了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经潘汉年介绍回国。我又走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林辰。他说高长虹回国后到了重庆，还在重庆《国民公报》发表了回忆鲁迅的长篇文章。林老把他珍藏的剪报送给了我，我请人誊抄后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1981年，我到山西太原参加学术研讨，采访了老作家姚青苗，才知道高长虹又离开重庆奔赴了延安。高长虹这种性格怪异的人到了延安会有什么表现呢？我外祖父有一位学生，是东北作家群当中的舒群，在延安时跟高长虹是邻居。他告诉我，1946年初，高长虹离开延安奔赴东北解放区。关于高长虹是死是活当时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直到2006年，高长虹的孙女高淑萍自费到沈阳调查，找到了当年高长虹居住的东北旅社的三位工作人员，经共同回忆，才确认高长虹病逝于1954年。这样，我从关注这个问题到解决这个问题，前后总共花了26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德才兼备，德艺双馨。搞史料研究除开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还要讲史德。史德的体现就是存真求实，秉笔直书；也就敢讲真话。文天祥《正气歌》中有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歌颂两位据实笔录不惜以身殉职的史官。公元前99年，历史学家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结果自己遭了宫刑。他就是在这种屈辱的处境中完成了《史记》的写作。过去我只听说搞理论有风险，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才知道搞史料也有风险。因为搞史料的目的是要呈现真相，而真相有时会让人扫兴，让人难堪，甚至让人恐惧。鲁迅有一篇散文《立论》，写一位阔人为儿子庆生，凡客人说这小孩将会做官发财的一律奉若上宾，而说这孩子将来肯定会死的就被暴打一顿，赶出门去。这就是讲真话的结果。我这个人并不怕得罪人，跟沈鹏年论辩，我出于公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毛泽东拜会过鲁迅，鲁迅生前跟毛泽东有直接接触。他写一篇我驳一篇，驳了几十年。下个月还有一篇要发表。这个人已经死了，流毒尚存。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史料研究领域中两种学风的交锋对决。我很想把他作伪的文章跟我辩伪的文章合编成一本书，让读者对照，从中学习一些考证的方法。可惜他的文章现在还在版权保护期。五十年后我们的文章都进入了公共领域，希望那时候有青年学者能够完成我这个愿望。但有些人是我敬重的人，曾经是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很珍惜那段缘分，不小心得罪了就可惜了。我指的是我跟鲁迅儿子周海婴的关系。1998年，我跟他以及韩国汉学家朴宰雨曾经在首尔“三结义”：他是大哥，我是二哥，朴先生是三弟。这当然带有开玩笑的性质，没有刘、关、张结义那么认真，但至少说明当年关系很好。2001年周海婴出了一本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从此我们就做不成朋友了。我并不是说这本书一点价值都没有。鲁迅去世时，海婴才七岁，四岁之前的事情一般人都记不清。剩下那三年能指望海婴先生提供多少鲁迅研究的直接史料？我对这本书有两处质疑，而这两处正是他这本书的卖点：一个是他认为鲁迅之死是日本军医须藤五百三造成的。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再加渲染，说鲁迅是被须藤医生害死的，相当于日本浪人用药毒死武术大师霍元甲。我觉得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是不能随便说、轻易信的，起码应该由一个调解医患纠纷的机构来裁决，如有条件也可以告到海牙国际法庭去裁决。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王士菁先生搜集了周建人回忆鲁迅的文章，两万多字，印成了一本书：《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书里原来收录了一篇短文，就是周建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鲁迅之死疑须藤医生所误》。出版前王士菁将书送审，以兹慎重，结果胡乔木同志指出这一篇不妥，应撤下来，因为缺乏可靠证据。周建人接受了胡乔木的意见，此后，他回忆鲁迅的书出了好几本，都没有再收录这篇文章。不料周建人死后又有人把他废弃的这篇文章拿出来做更大的文章。还有一处就是周海婴首次披露的毛泽东跟罗稷南之间的谈话，时间是1957年7月7日江南哥。其实这并是不是毛泽东跟翻译家罗稷南个人之间的对谈，而是毛泽东在上海跟36位各界人士一起座谈。事后罗稷南本人并没有写什么回忆，而是经过罗稷南一位学生贺圣谟转述，说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的回答是：“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的爆料，得到了不少人的赞赏。有一位老专家陈桥驿亲口对我说，单凭这一点，他就想请海婴到他家去吃饭。不少人置毛泽东对鲁迅的一系列正面评价于不顾，对这句话“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鲁迅研究界一些权威学者也认定这句话的真实性，因为建国之后历次运动伤害的知识分子也的确太多了。但是，从史料学的学术立场来看，孤证是不能立论的，更何况还不是罗稷南本人提出的证据？然而到了2002年11月，赵丹夫人、作家黄宗英事隔四十五年之后在《文汇读书周报》和《炎黄春秋》发表文章，提供了旁证。意思是她亲聆了这段毛、罗对话，她就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毛的对面就是罗稷南，可见她能听得很真切。为了取信于读者，她在发表“亲聆”文章的同时还配发了一张当年座谈会的照片。有了黄宗英的旁证，毛罗对话这件事就似乎可以铁板钉钉了。不过，在似乎无疑处有人还是在质疑。一位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他在编撰《毛泽东年谱》，有关方面为他提供了有关毛泽东的详尽资料，不仅包括会议记录，还有一些便条，都没有发现有所谓的“毛罗对话”。也就是说，此事在有关档案文献中全无记录。第二位是上海的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全国政协常委，一位很开明的人。他告诉我，黄宗英指认错了。那天，坐在毛对面的不是罗稷南，而是他的老师漆琪生。老师的照片，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认错的。第三位是业余研究鲁迅的秋石。他从1957年7月12日上海《文汇报》上找到了黄宗英当年的文章和发言，总题目是《和毛主席一次亲切会见》，说她当时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毛主席非常关心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他的谈话是这样亲切简单而有力”邓英婷，“我和赵丹在七·七晚上见过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孩子高兴极了……毛主席的召见，对我们将永远是最有力的鼓舞，最严格的督促。”黄宗英2002年的文章却把毛泽东当年的谈话说得杀气腾腾，吓得她动了胎气，肚里的娃娃都险些蹦出来了。一个人前后回忆两相对照，究竟让读者相信哪个呢？可见，对毛罗谈话质疑，也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由黄宗英证言，我联想到在文艺界影响极大的“赵丹遗言”，说赵丹死不瞑目，去世前提出不要党管文艺。我了解的情况是，赵丹生病，组织上把他从上海接到北京，享受高干医疗待遇。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医院慰问他，希望他畅所欲言。后来赵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由黄宗英整理，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文章批评的是“四人帮”江青管样板戏，连演员穿什么衣服，钉什么扣子都管，扼杀了演员的创造性。反对管得太具体，跟反对执政党对文艺界进行方针、政策引导，恐怕不是同一个概念。据我所知，赵丹的演艺生涯中，的确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没有扮演成鲁迅，另一件是晚年没有扮演成周总理。赵丹对鲁迅和周恩来的感情是令人敬佩的。不过没演成这两个角色并不是哪一级党组织决定的。不赞成他演鲁迅的是鲁迅夫人许广平，不赞成他演周恩来的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许广平直接找了当年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林默涵，邓颖超则找了文化部长黄镇。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前几天读到《上海文学》2017年第5期，上面刊登了一篇彭小莲采访黄宗英之后写成的《胶片的温度》，说赵丹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了轨，劈了腿，压力很大，不好意思见领导。黄宗英很豁达，骑着自行车替赵丹送检查，回家时，风吹着她的头发，她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掉眼泪”。这种事在当下也许被看成小节，“且行且珍惜”就可以了，但在当年不认为这是小事，而是认为演员“烂掉了”。这些事例说明，从事史料研究，不是单靠坐冷板凳就能做到的，还应该有史识和史德。为了存真求实，不能计较个人利害。每当我因澄清史料遭到误解和打击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作品中那位俄罗斯姑娘，站在高高的门槛前，她明知跨过这道门槛，迎接她的将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监牢、疾病、隔绝、孤独，乃至死亡；不仅来自敌人，而且来自亲人和朋友，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地跨过这道门槛，她既不是傻瓜也不是圣人，而只不过是一个有信念的普通人。她就是我心中的榜样。谢谢大家！（吴金霞整理，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