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毛泽东评三国-人力公社服务站

毛泽东从1906年13岁起始读《三国演义》，到1976年9月逝世前还以赞赏的口吻谈论曹操自学成才，评读三国历史整整70年。他读三国历史持续的时间之长、评三国历史涉及的范围之广，均为世所罕见。仅就三国人物而言，经毛泽东仔细评点的就多达30人。一方面，毛泽东的点评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在切中要害的同时，往往又能发前人所未发，可谓把历史读活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并非就史论史，而是紧密联系实际，阐幽发微，以史为鉴，可谓把历史用活了。本文选自《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
曹操
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曹操十分推崇。1918年8月，他路过河南，特地与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诗中表达出毛泽东对曹操的钦佩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曹操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位集政治、军事、文学才能于一身的人。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曹操，并给予高度评价。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属于古邺。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东汉末年是冀州牧袁绍驻地。曹操破袁绍后，于公元204年进邺建都，此后史称邺都为魏都。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后为魏王，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邺都成为朝臣聚集、发布政令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直到220年曹丕代汉。虽建都洛阳，但仍称邺都为“北都”，七庙不废，直到265年司马炎灭魏建晋，故魏前后在邺建都62年。曹操在邺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鲥鱼多刺。著名的三台，即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就是那时修建的。晋朝文学家左思曾写《魏都赋》，对邺都进行了很好的描写。曹操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徐涛也谈到曹操。针对徐涛说曹操是个“白脸奸臣”的话，毛泽东发表了一番评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说，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他在会上说：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来告诫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可谓恰到好处。
同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视察，对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说：啊，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1975年，毛泽东对北大女教师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这样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是毛泽东给予曹操定论的名篇。寥寥数语，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毛泽东十分喜欢曹操的诗。他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61年8月，他向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推荐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
毛泽东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养生之道。他曾经对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什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了。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
毛泽东反对贬损曹操，对把曹操看作奸臣的传统观念十分不满。他非常欣赏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当看到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指责曹操的文章有“奸雄欺人之语”、“志骄志盛”、“言人而夸”、“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时，便在天头上批注：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郭沫若、胡乔木谈论三国史时，突然问翻译：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接着就自我解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毛泽东坚决主张为曹操翻案。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由于《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任明廷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
史学界闻风而动。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从而在1959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从此，曹操被恢复了历史名誉，京剧舞台上的白脸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红点，以示是好人。
当然，毛泽东对曹操并非全盘肯定。他认为曹操的主要缺点有二：一是有时也优柔寡断。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曹操打过张鲁以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二是不能严于律己。毛泽东曾经批评过曹操执法。《三国志》中的《武帝纪》说曹操“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则在眉批中写下“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一语，批评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
曹丕与曹植
对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毛泽东认为其政绩一般，但文才非凡。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徐州。登上云龙山，他感慨地对随同人员说，徐州籍竟有10个开国皇帝，其中就有曹丕。
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闲谈，说起曹操父子。他说：曹丕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也指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祖德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
对曹操的另一个儿子曹植，毛泽东也极为关注。
毛泽东非常爱读曹植的诗，曾圈点过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七哀》等诗。1954年，毛泽东和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植，说曹植很有才华，作品有自己的风格。1960年5月，毛泽东在山东视察，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谈论过曹植。舒同介绍说：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曹植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50年代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毛泽东回答：陈王是后封的，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言下之意，曹植在陈王封号上时，应（玚）、刘（桢）就病死了。应、刘都是“建安七子”，也都死于建安十七年。此事，不是东阿王时。直到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高级将领，得知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是东阿人时，禁不住问他：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可见，毛泽东对曹植的兴趣一直未减。
郭嘉
1959年，伴随着“大跃进”狂澜，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一度潜心研读《三国志》，试图从中获取历史经验。他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评点三国人物，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曹操的谋士郭嘉。
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详细介绍了郭嘉。他说：三国时，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马来西亚失联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金飞豹，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挪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大谈郭嘉呢？他明确指出：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说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7月11日晚，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被搞乱了，紧接着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
其实，《郭嘉传》中并没有这句话，是毛泽东记错了。不过由此可以推想毛泽东当时的心态。郭嘉是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被曹操称为“奇佐”。有郭嘉在，曹操就不会犯错误。经济计划之所以乱了，是因为没让陈云这样的“奇佐”管经济，所以他又想起陈云来了。
司马懿
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被描写成为一个城府极深、屠杀和禁闭曹氏宗室的奸臣。据历史记载，东晋明帝司马绍听说司马懿是靠虚伪、欺诈才得以成功的，惭愧地以手掩面，为自己有这样的先辈而深感羞耻。可见，在正统文化当中，司马懿是一个与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忠臣形象截然相反的反面人物。
毛泽东在1906年初读《三国演义》时，就对司马懿留下了印象。那时候，毛泽东对司马懿的看法，也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窠臼。十年后，即1916年，青年毛泽东写信给同学萧子升，就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积极策划洪宪帝制的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和薛大可等八人时，称：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
毛泽东在这里把司马懿和王莽、曹操等相提并论，是把他们归于反面人物圈的。但随着人生阅历和革命经验的积累，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对司马懿的看法，认为他有智谋，善分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947年5月，毛泽东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一天，接到陈赓、王新亭自晋南战场发来的捷报，称歼敌2万，解放县城25座。他走在山坡上，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几段《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得司马领兵就往西行……周恩来听了说：主席，我们面前的“司马”现在可不是往西行哟！毛泽东止住了唱，风趣地说：刘勘？他不配当司马懿！任弼时在一旁说：我们面前的司马懿是胡宗南、蒋介石。毛泽东说：蒋介石和胡宗南都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面前没有司马懿，只有司马师哟！毛泽东所说的司马师是司马懿的长子，虽有权术，但刚愎自用，不及其父。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与周恩来布置淮海战役战略战术时，又以司马师为例指出：不识时务么！他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哪是刘伯承和陈毅、粟裕的对手？这次是司马师碰在了姜维手上，被困在铁笼山了！胡宗南、蒋介石都比不上司马懿，可见毛泽东对司马懿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赴郑州途中，在专列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问河南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温县是司马懿的故乡，现在他那个练兵洞还在不在？李树林回答：还在，基本上完好。毛泽东接着就说：他出身士族，多谋略，善权变，为魏国重臣。
当然，毛泽东也认为司马懿有明显的性格缺陷。他曾在谈“空城计”的故事时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重。“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刘备
毛泽东曾多次谈论刘备，其褒贬十分中肯。
他对刘备的赞赏，主要集中于刘备善于用人，善于团结各方人士。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与他谈及《三国演义》时曾经说过：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超能力魔美，谈起了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评论赤壁之战的文章：翦伯赞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刘备的长处是善于用人，所以能得到像诸葛亮那样颇有才智、品学兼优的智士辅佐。
毛泽东认为，刘备的缺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好感情用事，这是刘备的最大缺点。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由西柏坡至北平，路经刘备家乡河北涿州时，对警卫员们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就是在涿州同关羽和张飞结拜成异姓兄弟的，这里就是书中说的“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刘备的野心大……但他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劝阻，贸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而归，自己无颜再回成都见诸葛亮和文武百官，死在临近湖北的四川省东部奉节县东的白帝城。
二是这个人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因此导致了失败。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借用刘备的例子，指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毛泽东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刘备不了解这一点，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
鉴于这些，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曾明确指出：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
关羽
关羽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三国人物之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关羽的评价有微妙的变化。
毛泽东13岁开始读《三国演义》时，就对关羽的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曾经效仿桃园三结义，与同学萧子升、蔡和森友善，称为“三个豪杰”。“豪杰”一词，是毛泽东采用《三国演义》里的常用语，表示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而且智慧过人，品德高尚。1917年夏天，毛泽东徒步游学旅行，在前往安化县城途中，看到路边亭柱子上有一副赞颂关羽的楹联：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他把这副对联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关羽的形象无疑是高大的。
随着革命经历的日益丰富，毛泽东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全面、深刻。
1932年初，毛泽东在与程子华谈话时说：关羽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关羽。他说：关羽这个人虽然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
1949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毛泽东曾经对薄一波等人讲过：清朝所以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就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制定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以少数团结了多数。《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
建国后，毛泽东经常以关羽“走麦城”为例，提醒中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谦虚，不要骄傲。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关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有一个判断，认为关羽的形象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
毛泽东对关羽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所讲述的关羽不姓关的故事，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注意到。1954年，毛泽东漫步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给陪同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讲起了关羽不姓关的故事。他说：关公其实并不姓关，关公是指关为姓。关公自小很讲义气，一次为朋友打抱不平，在家乡杀了人。他知道杀人是要吃官司的，便立即逃了出来，打算出潼关，以甩掉官府的追捕。他日夜兼程，来到潼关时，还不到五更天，关门紧闭。好不容易熬到开关的时候了，却又犯了愁。那时，官府有一项规定，凡过关的人都要进行登记。这可怎么办？千万不能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要露出马脚，那可不得了啊。眼看就轮到他了。他心急如焚地望着这高大森严的关门，忽然来了灵感，在关门前，我何不就说自己姓关呢。这就是指关为姓的由来。这个故事冷情夫君，毛泽东也分别和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杨尚昆等人说过。
张飞
在毛泽东看来，张飞有三大优点值得赞赏。
一是张飞“粗中有细”。1934年，毛泽东对来中央苏区开会的红军将领王震谈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关羽、张飞处理人际关系的优劣处：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他以此勉励王震：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不要粗而不细；要学张飞“粗中有细”。
二是张飞“有高度的原则性”。毛泽东非常喜欢看京剧《古城会》。据赵超构回忆，1944年6月，他们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经陪同看《古城会》。当剧中张飞自称“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露出那副得意神情时，毛泽东笑了起来。毛泽东认为《古城会》很有意义。同年10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在谈到审干问题时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丑女也疯狂，是有高度的原则性的。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汉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1949年12月，毛泽东又谈到了《古城会》，他说：当时在古城的三弟张飞，看见从敌人营垒回来的二哥关羽，对他提出种种疑问，是张飞有警惕性的表现，是完全正确的。但关羽一旦斩了蔡阳，用行动表示了与敌人划清界限，张飞于是开门迎接关羽，又兄弟团结共同对敌。
三是张飞勇猛善战。毛泽东喜欢把自己手下勇猛善战的将领比作张飞，以表示对他们的赞许。1947年，毛泽东指示在陕北战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务必歼灭国民党军刘戡部。他对彭德怀说：《三国演义》里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所以，后来彭德怀说，我这个张飞是主席叫出来的。1947年6月，毛泽东在陕北调陈赓部队回师，摆在黄河两岸，东扼阎锡山，西拒胡宗南，他对陈赓说：你做个当阳桥上的猛张飞吧！
赵云
毛泽东颇为赞赏赵云，特别是他的为人和胆识。
1947年6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小河村为陈赓出师饯行。周恩来说：我们的“猛张飞”就要变成“赵子龙”了。毛泽东接着说：赵子龙更好嘛！一身是胆。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视察中途经河北正定，就问当地党政领导：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还曾经把自己十分喜爱的将领杨成武比作赵云。1967年7月，毛泽东准备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特别提出要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他说：非子龙不可行也。长征中，夺泸定桥、过草地，我都讲过还得杨成武，只靠宣言不行。这里所说的子龙，是赵云的字。赵云忠心耿耿，曾经长期出任刘备的侍卫长。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说：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
1976年4月，当在报纸上看到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其中包括有1500公斤以上的特大陨石时，毛泽东又不无感慨地说道：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是毛泽东谈得较多的一位，大概也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他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后而已”的精神。他自己曾经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后而已呢！
“鞠躬尽瘁，死后而已”这八个字出自《后出师表》。毛泽东把两个《出师表》都读得烂熟。他认为，虽然《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的手笔，但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在战斗中借鉴诸葛亮的经验。他曾经说：这里有条小河叫蜀水，常使我想起诸葛亮。诸葛亮用兵不厌其诈，我们也来学学孔明，怎么样？
毛泽东十分重视诸葛亮的宣传鼓动技巧。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战胜夏侯渊。但是，智谋高超的诸葛亮使用“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则甘受军法。他说，我们的战士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是，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毛泽东经常向干部和群众说诸葛亮的故事，教育他们重视学习文化和历史。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郑州接见南阳县委的一位书记，问他：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呵！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毛泽东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毛泽东接着又问了南阳农民生活。在分手时，对他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给予充分的肯定。1955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还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最可宝贵的是处理民族关系的艺术。他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并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1935年5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结盟的事情后，很高兴地询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1949年，当习仲勋妥善争取青海省昂拉部第二十代千户项谦归顺成功时，毛泽东对习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刘汗，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也并非完人。他曾经就错用马谡一事，对诸葛亮作过批评。1948年，他对警卫员说：我毛泽东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说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当警卫员问及马谡失街亭，害得诸葛亮只得冒险摆空城计时，毛泽东说：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后来，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三》有关失街亭斩马谡文字，在天头处，对诸葛亮出师首战不在最前线写有眉批：初战，亮宜自临阵。又在《魏纪四》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作了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他认为，这是诸葛亮接受了教训，所以街亭之败，诸葛亮也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1959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他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历来史家大都赞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且言之成理，可谓卓见非凡。
马谡
京剧《失空斩》是毛泽东最爱看的戏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百看不厌。所谓《失空斩》，就是《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三部折子戏的合称，是根据《三国演义》的故事改编的传统保留节目，其主角，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马谡了。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历来是作为严格执行法纪、军纪的范例而在民间和军中流传三舞h吧。毛泽东也常用这出故事教育、启发干部，形象地说明问题的实质。
1948年8月，毛泽东要王建安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攻济南。王建安立即作了保证。毛泽东满意地说：好！我喜欢你的痛快。我们这叫演一场《失空斩》的戏。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了济南，我先斩许世友，我也要打你四十军棍；我嘛，则向中央上表，官降三级，你看行吗？王建安表示：看主席说到哪里去了，如果拿不下济南，先斩我好了……毛泽东最后说：好、好、好。我们就是君子协定，就这么定了。
1951年冬，中共中央华北局将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材料上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在北京颐年堂，专门开会研究杀不杀刘、张。毛泽东比喻这是斩马谡，他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谡所犯的错误实在太大，罪不可恕。虽功勋卓著，也不得不杀。
孙权
与曹操、刘备相比，毛泽东对孙权评论不多。但从他蜻蜓点水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孙权在他的心目中也是人杰。
毛泽东曾经在《讲堂录》中写道：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从1953年到1958年，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借用孙权重用周瑜的例子，来说明选拔干部不能论资排辈，要注重能力，注重水平，要敢于放手使用新人。这实际上是对孙权善于使用人才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几次提到孙权自己年纪轻轻就当家了。1965年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看起来还是青年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27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20岁，孙权更小。孙权生于东汉光和五年，他接哥哥孙策班时才18岁。
毛泽东对孙权年少而大有作为颇为赞赏。民间都说赤壁之战的胜利是由于诸葛亮“借东风”，毛泽东则认为：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者古亦有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1975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召集政治局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的两句作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材运到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他接着又念了辛弃疾《南乡子》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在这里，他即兴将最后一句作了改动。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中回顾中日两千年来的友好交往时说到了三国：孙权想找你们，派遣了一个3万人的船队。
周瑜
周瑜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青年将领，文武兼备、风流倜傥。33岁时担任吴军统帅，火攻曹营，取得赤壁大捷，一举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东吴政权建立了丰功伟绩。
建国后，百废待举，特别是人才极其缺乏。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突出强调要提拔青年干部。因此，多次提到三国时具有超人才干的周瑜。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以三国故事为例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在此，毛泽东是把周瑜作为青年干部的典型加以肯定的。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跟他们谈到要多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他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花都酒剑仙，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他还说：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30岁以下的原来只有9个，现在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六分之一多一点……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周瑜显然是毛泽东这一判断的历史根据。
吕蒙
东吴将领吕蒙出身行伍。自接受孙权劝告后，发愤读书，学识提高很快，才略大进，见解独到，为许多老儒所不及。鲁肃曾称其“学识渊博，非复吴下阿蒙”。
在毛泽东看来，吕蒙苦读书、善用兵，是一个靠自学成才的典型。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党的干部、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专列上，毛泽东谈到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不便。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劝告，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此，毛泽东建议说：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以后才受到教育的，他们不可不看《吕蒙传》。毛泽东又对他们说了吕蒙取荆州的故事：关羽攻曹军手上的樊城，吕蒙用计骗关羽把全军开到前方，然后轻骑疾趋南郡（江陵），南郡太守糜芳投降。关羽将士家眷留在南郡，吕蒙进城办法很好，对他们不但不加损害，还特加照顾，对年老的慰问，对患有疾病的给医药，对饥寒的给衣服粮食，对关羽的财产丝毫不动。对关羽派来的人很优待，使他和将士家属相会，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关羽的将士知道了，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使得关羽不得不败走麦城。
20世纪50年代末6O年代初，毛泽东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联系赤壁之战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吕蒙肯认真读书的事不止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曾多次读《吕蒙传》滥情宠妃，赞赏孙权论吕蒙的“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并且在陈寿评“吕蒙勇而有谋”的六个字旁加了密密麻麻的旁圈。
1972年，毛泽东曾就大字本《吕蒙传》注释、点校时再次指出：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他又举了吕蒙读书的例子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
陆逊
陆逊是东吴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第四位战功卓著的将领，毛泽东对他赞赏有加。
彝陵之战是孙、刘两集团之间的决战。陆逊是这次大战东吴方面的指挥官，指挥若定，大败刘备。毛泽东曾经批评刘备说：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他当然不是陆逊的对手。他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陆逊知己知彼，很会打仗，毛泽东认为，陆逊指挥彝陵之战和汉楚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曹袁官渡之战等一样，都是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时，在不少地方作了批注。
陆逊在彝陵大战前奉行以逸待劳的方针。东吴诸将不理解，十分激愤。但陆逊不为所动，甚至以军令训诫：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批注：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大战胜利后，陆逊没有听从徐盛等人乘胜追击捉拿刘备的建议。对此，史家多数给予肯定。清代学者何焯认为，陆逊深思熟虑，“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焯的评价中肯，写下了“何评有理”的批语。可见，他对陆逊在彝陵之战后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对三国的评论
1.误于隆中对
北宋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海菜粉，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金蚕丝雨，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毛泽东读此评点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指出，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可以联合为援，不可以为敌。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益州两地，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安抚夷戎，修明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洛进军，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
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思想失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
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的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毛泽东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身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
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真乃千古笑谈。
2.街亭之战亮宜自临阵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资治通鉴》记载：“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合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
街亭之战是诸葛亮初次北伐时蜀军先头部队与魏军的一次交战。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冬，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叛乱后挥师北上，集结汉中伺机北进。转年春，诸葛亮声言由斜谷道（今陕西省眉县西南）进攻眉城（今陕西省眉县），命赵云、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北）以作疑兵，自己则亲率大军直赴祁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在蜀军声势的震撼下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降亮，关中由此震动。魏明帝曹睿闻讯命大将曹真增援箕谷抵御赵云，命张合西进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抵御蜀军先锋马谡，自己则亲率大军坐镇长安，企图一举歼灭无险可据的诸葛亮。赵云不敌曹真，战败而返。马谡与张合交兵于街亭，马谡据城弱不敌强，上山占据险阻以待诸葛亮大军北进。张合攻山不下，绝马谡水道，马谡断水兵败。诸葛亮大军行至祁山未与魏军正面交锋即无功而返，杀马谡以责其街亭之败。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中国兵法强调，战略指导者要估量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同敌人展开决战，战胜敌人。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
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致使马谡兵败街亭。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内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毛泽东在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合追之。合进至木门猫之茗，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合右膝而卒。”时评点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自街亭之败，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诸葛无谋，马谡冤死。马谡，刘备之谋臣，从荆州随刘备入蜀，被任为绵竹成都令、越太守。诸葛亮南中平叛，问计于谡，谡筹策征服南人之心。亮采纳马谡之策，纵孟获而南方平定。及马谡被斩“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蒋琬也指责诸葛亮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令其孤军深入敌境，马谡上山是败，守城亦败，诸葛亮非任之也，弃之也。马谡是一位难得的智士谋臣，诸葛亮不能量才器用，裁定失中，“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何去非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第一朵杏花，而无用众之智。”
3.司马懿敌孔明之智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吴将陆逊受命抵御刘备，众将各自骄傲自负，不听从陆逊的指挥调度，陆逊申明军法，以王命御众。“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也。’”毛泽东读此评点道：“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认为陆逊与司马懿相同，能够机智果敢，忍辱负重，假君御众，不辱使命。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少时聪颖多智，有奇节，常感慨天下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曹操闻之，纳为谋士。曹丕即帝位，委懿参与枢机政务。魏明帝时，拜为大将军。明帝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北侵魏境，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命懿征讨诸葛亮，亮败退。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将议驻守渭水北岸，以待蜀军渡河来战。司马懿指出，百姓积聚皆在渭水南岸，此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引军而济，背水为阵，与蜀军对峙。司马懿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
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认为此时诸葛亮上策是兵出武功（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渭河北岸），沿山东进；下策是西上五丈原（在今陕西省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北渡渭水。诸葛亮不识兵略果然西上五丈原，懿料其必败。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诸将皆怒，欲与亮决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询问战事，司马懿复信道：“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认为诸葛亮不通兵略，必败无疑。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心力交瘁而死。蜀将自烧营垒遁逃，司马懿观蜀军营垒，知亮已死。当初辛毗临军之时，姜维曾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
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中国兵法思想的主旨是“兵不顿而利可全”，追求以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战争问题，不追求以战争手段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兵法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保全利益，把战争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谋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司马懿敌诸葛亮的主导思想也正在这里。
诸葛亮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称赞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当时百姓所说“死诸葛走生仲达”都是司马懿释放给曹魏集团的烟幕，曹魏集团才是司马懿的真正对手。司马懿的目的是，在与诸葛亮的战争中保全司马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发展壮大自己。这才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深层次的思想所在。
司马懿通权达变，战功卓著，对中国兵法有深刻的理解，把握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这和他的人生磨砺不无关系。当初曹操得知司马懿通谋略便荐其为官，欲纳为己用，懿不愿屈己附曹，称病推辞。曹操任汉相后，又派人召懿，并说：“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惧怕曹操加害，不得不归附曹操。曹操察觉司马懿有雄才大略，又梦见“三马同食一槽”，因而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内心里戒备司马懿。因此，司马懿常常做一些养牛喂马的小事，兢兢业业，夜以忘寝，这样才使曹氏父子放过他。正是这段经历才使司马懿形成韬光养晦、胆大心细的禀性，辅佐曹氏四代，为魏重臣屡建奇功。
毛泽东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