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晨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陈德盛

雷晓晨
用王国维的名言解读《沁园春·长沙》,反复诵读，扑面而来的乃是一派凌云之气。开篇的“独立”二字更是神韵丰富，令人深思，值得反复涵咏品味.1925年，33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独具人格和思想的青年革命家。1918年，创立了新民学会，五四期间，组织了长沙学生和市民的爱国运动，主编了《湘江评论》，发表了一系列反映他革命思想的论文，随后又领导了驱逐旧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组建了湘区委，接着到各地宣传革命，指导农民运动。可以说。他此时不再是一位“同学少年”，只会“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了。他的思想闪耀着走自己的路，走前人不曾走过的路的耀眼光辉，已经引起全国进步人士的重视，他的行动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底层。同年秋，毛泽东自家乡韶山去广州续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途经长沙，重游了橘子洲、岳麓山。因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派兵逮捕，“今游”已不可能“携百侣”，而只能是“独立寒秋”。这里的“独立”，与其理解为实指作者孤身一人，还不如理解为虚指作者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与其空言他昂然独立的革命家的形象，还不如理解为傲视天下，雄视六合的大无畏气概；与其理解为交待了当时词人情思勃发的时间地点环境等情形，还不如理解为因为“独立而产生了浮想联翩、心游万仞的蓬勃思绪。所以“独立”二字在形式上还领起全篇。
自古以来，许多诗人用“独”来表情达意。独立是一种个体生命的惆怅。南唐词人冯延巳的“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写的是个体生命中长存永在的惆怅哀愁，充满了独自担当的孤寂之感，让人顿感生命之重。北宋词人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归”，则直接表达了一种具体的相思之情。这样的“独立”，虽不关天下，却也引人也引人唏嘘不已。“独立”是一种孤独无依。如贬谪边地，孤标傲世的柳宗元，于孤舟之上，“独钓寒江雪”，写出了他内心的隐痛。独立是超脱淡泊。北宋“拗相公”王安石，则借梅自喻，哪怕退至墙角，也要“凌寒独自开”！独立是一种遗世而独立。如诗仙李白浪漫多情，却处处碰壁，竟然突发奇想，与天上明月和月下清影共酌，期望摆脱人间的孤独。独立是一种孤愤难平。如徘徊江边，百思郁结的屈子老先生，面对浩荡江水，发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喟叹，道出了他的愤世嫉俗。独立是一种“操危虑深”。如诗圣杜甫《独立》诗：“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解杜诗》中说：“操危虑深，故云‘独立’。”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却忧国忧民，“百年多病独登台”，眺望的又何止是自己的故乡呢？
以上种种“独立”的情怀里或哀怨，或淡泊，或忧愤，或悲痛，甚至带着些许狂傲。尽管他们的“独立”情怀有着不一样的意蕴，但他们的独立人格都闪烁着异样的光彩。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更为他们的“独立”增添了厚度，令人心生敬意。即便是心已皈依佛门的王维，“独坐幽篁里”，也还是“弹琴复长啸”，外表淡然，内心却是哀然的。他们因历史的局限，思想深处总弥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侧身天地便怀君，独立苍茫自忧民”，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像钟摆一样，奔命于君民之间，一生忧愤。
只有毛泽东的独立，既有所秉承，又有所超越，真正超越了“小我”，上升到“大我”的最高境界，心怀的是国家和民族，思虑的是人民和社稷。正因为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越来越险恶、个人处境越来越危险，很多人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的情况下，面对茫茫秋色，一扫萧瑟低沉之气，字字句句透露出豪迈的革命气概。毛泽东身处世界格局变化之际，拥有新的世界观，从“独立寒秋”中，我们体会更多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意识和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豪迈自信。
《易·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孔颖达疏：“君子于哀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诵读全词，我们会发现作者根本就没有去想个人的安危，没有畏惧敌人的追捕，更没有因此而受打击，寻思“遁世”。反而一门心思地于“苍茫大地”上追问，“谁主沉浮”？国家兴亡，社会盛衰到底该由谁来主宰？对此，作者没有直接回答，却高明地用“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样一幅颇有象征意味的画面间接地进行了回答。一问一答之间，作者就明确传达了他的思想：我们青年人应该是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主人。我们要在时代的大潮里，鼓桨前进，乘风破浪，振兴中华！先进的思想因其“独立”而更具魅力，透露出一种不惧，一种壮怀，一种乐观。
古人云“慎独”，意在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今人朱自清亦说“我爱群居，也爱独处”，为的是一份自由的精神空间。由此可见，“独立”情怀可谓贯通古今，是中国人追求独立人格和思想的象征。古代诗人也好，毛泽东也罢，无论是关注天下，还是体悟个体生命，一个“独”字，就尽显作为一个人的风神。品读诗词，其实就是品味人生，品味历史脚步的律动英国作家莱辛曾说，我们拥有一座宝库，那是一笔财富—文学财富。新中国从毛泽东的“独立而坚定的脚步里走到了今天，变成了繁荣富强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在今天也得以伟大的复兴，不都检验着“独立寒秋”发展而来的伟大力量吗？
面对如此壮美的秋景，毛泽东慨叹“万类霜天竞自由”，深刻揭示秋景之奥秘，揭示人生之哲理。身处封建军阀割据时代，人们能不奋起去争取自由和解放吗？“怅寥廓”三个字，表露出作者深深的思虑。面对如此多娇的祖国河山，反观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迫使他在怅惘中从内心深处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气壮山河的诘问。这既是对宇宙苍穹的质问，也是对现实人生的严峻挑战，对当时不合理社会的强烈否定。与寻常所谓的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迥然不同，这一诘问集中体现了诗意、诗情、诗味、诗美，流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感受，凝聚着毛泽东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百姓疾苦的深深忧虑。这样的内心感受，超越了古今中外一切从个人出发的名利意识，显示出高尚的、纯粹的、真正的崇高美。
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1925年)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新年祝词》(1947年1月1日)
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研究新得
杨德勇
中共淮南市委党校
摘要：
《沁园春·长沙》一词以反帝反封建作为创作主题。它的对话对象,就是在“峥嵘岁月”里一起探寻人生和国事的“百侣”们,既有湖南一师的同学们,更有作者1920年秋冬至1921年在长沙建党建团时的革命友好。该词的创作时间应在1926年12月中下旬。其下阕中追忆和描述的具体活动“携来百侣曾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等,主要发生在1920年的下半年。词中“中流击水”的含义,既包含了1917年前后毛泽东等在湘江游泳、搏击风浪,也包含了1920年秋冬至1921年毛泽东等湘江泛舟、探讨“谁主沉浮”的回忆。《沁园春·长沙》反映了北伐以前以及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时代矛盾和历史任务,是毛泽东践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初步的经验总结和美学表达,是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救国图强的现实主义担当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毛泽东; 《沁园春·长沙》; 反帝反封建; 星期同乐会; 百侣; 击水;
《沁园春·长沙》的创作主题是什么?对话对象是谁?该词创作于何时?“中流击水”有什么深刻丰富的内涵?这都是解读毛泽东这首词的一些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内容、逻辑、语境等方面,对这些问题展开新的解读。
一、创作主题
《沁园春·长沙》是一首反映近代中国重大社会斗争题材的词作,它的创作主题是反帝反封建。确立这一主题的证据,首先来自毛泽东本人的解释。1964年,他在应《毛泽东诗词》英译者的请求,解释自己所作诗词的含义时说:“‘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句是指: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1]这对弄清《沁园春·长沙》的创作主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北伐战争以前,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大小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割据一方,连年混战。仅就湖南而言,从1913年10月到1920年6月,南北军阀三进三出,长期进行拉锯混战,搅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与帝国主义侵略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军阀专制政治,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有的社会现象。在《沁园春·长沙》中,毛泽东正是以反诘的形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进行了阶级分析,否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命运的主宰,同时也就点出了它的创作主题。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沁园春·长沙》中一些词句的研究成果,也揭示了《沁园春·长沙》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抗军阀专制统治的创作主题。日本学者竹内实在译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大意时写道:“我面向大地发问,过去历代王朝兴亡,现在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和买办财阀的压迫之下,主宰历史的究竟是谁?”[2]他又在解释《沁园春·长沙》里的“万户侯”时写道:“拥有一万户人家的领地的诸侯。这里指军阀。当时,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等人在湖南称王称霸。排斥张敬尧的运动由于毛泽东的巧妙方针而获得了成功。”[1]竹内实的解读是符合实际的。湖南人民反抗军阀统治的活动,紧接着就是“倒谭”[2]和“反赵”[3]。而《沁园春·长沙》的创作,首先与“反赵”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实,早在在竹内实之前,郭沫若就曾这样解释说:“反封建的潮流是汹涌澎湃的,必然的趋势当然是‘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说:把横亘在中国革新道路上的障碍物——一切军阀官僚、封建余孽、买办洋奴等都视为‘粪土’。拿军阀来说吧,所指的不单纯是做过湖南督军的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赵恒惕之流,事实上连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等都是被包含着的。”[4]
从《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出,在驱逐军阀张敬尧和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进一步成熟,这就为他后来创作具有反帝反封建主题的诗词提供了实践经验。1918年3月,皖系军阀张敬尧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无恶不作。湖南人民在以毛泽东、彭璜和何叔衡为首的新民学会的领导下,利用直、皖两系军阀的内讧,发动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1920年7月,得到英美势力支持的直系军阀,为与皖系军阀争权夺利,联手奉系军阀发动了直皖战争。6月11日,就在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张敬尧把他在长沙住的镇湘楼付之一炬,随即逃离长沙。当天,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的文章,指出:“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紧接着,他在6月14日提出了“推倒武力”的号召。在论及如何对待军阀和湖南建设问题时,他提出:“吾人对于湘事……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纲领。”[5]9月3日,他发出号召:“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它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6]这就清晰、明确、坚定地表述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思想。不久,他又进一步归纳说:“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7]这些言论表明:毛泽东此时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已经初步上升到了理性认识。
二、对话对象
《沁园春·长沙》词的下阕,毛泽东以一句深沉的回忆“携来百侣曾游”开头,显示在上阕尽情抒发对大好秋景的欣赏之后,以“谁主沉浮”的诘问,从写景转入对人与社会的沉思。整个下阕,均是对“往昔峥嵘岁月”的回忆,最后以一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问话结尾,似乎整个下阕都是在向一个或一群曾共度当年峥嵘岁月的对象诉说、感慨、发问。那么该词的这个诗意对话对象是谁呢?词中的“百侣”“同学”“书生”等等,都可以透露一些细微的历史信息。
一些观点认为,这些名称是指作者1914年至1918年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和革命友好。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且有不少材料证明。但笔者以为,毛泽东写作该词的时候,已是在这段历史之后的近十年时间了,在这期间,毛泽东经历过和亲自组织过不知多少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事件。当他在橘子洲头眺望江山秋景的时候,回忆的思绪也不会限于一时一地之事,完全可能进行延伸。而通过该词的文本梳理和分析,也可以佐证这一点。笔者认为,该词的对话对象,即“百侣”“同学”“书生”,还包括了毛泽东1920年秋冬至1921年在长沙建党建团时的革命友好。他们当时都参加了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组织的星期同乐会。
关于星期同乐会成立的时间、活动内容等情况,《毛泽东年谱》中有详细说明:毛泽东在“1920年秋,和十几位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组织星期同乐会。每至星期日,到长沙近郊名胜古迹,如天心阁、水陆洲、碧浪湖等处聚会游览,作诗文,交谈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有时也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参加,用自己掌握的思想影响他们”[1]。毛泽东的同学和好朋友萧三也回忆过相关情况:“后来(1920—21年时)泽东同志曾组织过一个‘星期同乐会’,每逢星期日,邀集一批同志们去长沙郊外——金盆岭、银盆岭、猴子石等地散步。一个中秋的夜晚,他们坐上划子去湘江中流赏月,绕着水陆洲(又名橘洲)游览,更深才回家去。”[2]新民学会会员张文亮在1920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星期同乐会当天的活动:“由文化书社易礼容邀‘日新社’、‘博爱社’的青年好友同游岳麓。”杨开慧也参加了当天的游山活动,她还总结说:11月21日的活动是“三社同盟游岳麓”[3]。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知道,星期同乐会于1920年秋由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组织成立,每逢星期天活动,一直持续到1921年。它采取在长沙各名胜古迹游览、聚会等形式,而这种形式往往可以引发人的诗兴,“作诗文”就是其中的重要活动内容。
更直接的证据来源于周世钊的回忆。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的同班同学和挚友,曾与毛泽东同学长达五年半。他这样描述当时的经历:
从1920年的秋天到1921年的秋天,围绕在毛主席周围,经常进行革命活动的有:新民学会会员、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其中有十多个联系最多,往来最密切的人,都是精力充沛、干劲大的青年小伙子。平常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活动的方面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大伙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缺点。毛主席看出了大家的心意,就建议组织星期同乐会……于是,这十多个人就轮流做召集人。到了星期天,由一人负责选定集会地点,安排活动内容。他们经常到长沙近郊的天心阁、水陆洲、开佛寺、望湘亭、朱家花园等处集会。到了集会地点,他们畅所欲言,毫无拘束,会讲故事的讲故事,会说笑话的说笑话,爱好文学的也可作诗作词。有时几个人团坐一起,交流学习、工作的经验,谈谈思想上存在的疙瘩。玩够说够之后,召集人还要作个小小的东道,办点可口的菜,让大家在一起吃顿饭。中秋的夜晚,他们还坐着划子到湘江中去赏月。皓月当空,清风拂面,一个小小的划子,载着他们的歌声笑声,载着他们的豪情壮志,缓缓地围绕着长达十多里的橘洲打圈圈。直到夜阑人静,才兴尽回家。……有时候,他们通过各人的友谊关系,邀请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来参加他们的集会。这些人在和他们一起共同娱乐、共同谈论中间,不知不觉地受到启发;受到影响,思想逐渐发生变化,最后大都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了。星期同乐会是文娱活动的形式,但有政治工作的内容。因此,在革命进入新阶段的初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毛主席回忆这段时期的活动,写了一首叫做《沁园春》的词。[4]
在参加星期同乐会活动的时候,周世钊的身份是修业小学的老师,他既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也是星期同乐会的召集人之一和亲自参与者。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他对星期同乐会的大量活动细节的描述,不可能如此生动详实。他明确地把星期同乐会的活动和《沁园春·长沙》的创作联系起来:“这一段的生活是毛泽东同志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他写了一首清新豪放的沁园春词,抒写他这时候的心情。”[1]这就全面揭示了《沁园春·长沙》的创作背景、星期同乐会的活动主体和活动内容。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把星期同乐会的成员归纳如下:它的组织者兼召集人,是新民学会的毛泽东、易礼容和周世钊等十多人。与会者包括新民学会会员、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2]、崇新学社[3]、日新社和博爱社等社团的青年好友,以及长沙各中小学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包括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
1920年9月,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正在酝酿成立,10月,毛泽东收到了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他此时还肩负着一项特别重要的秘密使命,就是要为建党建团寻觅“真同志”。而这正是毛泽东组织星期同乐会的重要目的。因此,星期同乐会的大部分成员同时也是毛泽东在长沙建党建团时的革命友好。
1921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湖南以后,开始以中共湖南支部书记的身份组建正式的党组织,同时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又与何叔衡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还首次来到安源煤矿调研并开展工人运动。他此时的工作重点是:一手抓党的建设,一手抓工人运动。由于有了新的工作目标和重要任务,加之新民学会的分裂和消亡,星期同乐会的活动自然也就终止了。
三、时间语境
所谓《沁园春·长沙》的时间语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该词创作于何时,其二是指作者在该词下阕中追忆和描述的具体活动发生于何时。
先谈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此词的创作时间在1926年12月17日至31日之间,而不是在一些学者所认为的1925年。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一幅手迹,也注为“一九二六年作”[4]。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由汉口抵达长沙,应邀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因此12月17日应是该词创作时间的上限。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毛泽东到达湘阴考察时,曾经来到他在湖南一师的同学刘能师家,写下了三副对联。第一幅对联是:“过乱世新年,何分贵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5]其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联,可证《沁园春·长沙》在1927年元旦以前已经创作完毕。所以,1926年的12月底,应该就是该词创作时间的下限。
我们还可以把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到1926年12月21日至26日。根据《毛泽东年谱》,在12月17日至31日之间,毛泽东有两个时间段没有记载具体工作和行程,第一个在18日至19日,第二个在21日至26日。不过,从《毛泽东年谱》上下文透露的信息分析,在18日和19日,毛泽东还要与湖南的同志商讨起草40个决议案。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33岁生日,次日他又参加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闭幕典礼。从1926年12月27日至1927年元月初,他的工作日程已经排满。[6]恐怕他此时已经无暇吟诗咏词了。因此,《沁园春·长沙》的创作,很可能是在1926年12月21日至26日之间,即在毛泽东33岁生日前后,那时他大概有6天的时间空档,没有参加会议和其他的公众活动。
之所以将《沁园春·长沙》的创作时间锁定在1926年12月中下旬,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创作主题与毛泽东此时实践活动的联系最为紧密。12月17日,刚于上个月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应邀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12月20日,他在大会的欢迎会上,作了《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其中讲道:“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1]这与《沁园春·长沙》的创作主题完全契合。
如果把毛泽东在1926年12月20日的演讲补充得更完整一些,我们将会看得更加明白。他还讲道:“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20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结果。”[2]
个中情形缘何“大不相同”?原来,在1925年8月28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泽东”[3]。毛泽东回忆他1925年在湖南的情形时说道:“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4]但是,到了1926年3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高压下,赵被迫辞去湖南省省长的职务。原赵恒惕的部下、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倒向广州国民政府,率部进占长沙,并取赵而代之,担任湖南省省长。赵则逃往汉口投奔吴佩孚求救。7月9日,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9月,赵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10月,他的后台老板吴佩孚的直系军队的主力又被消灭。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5]赵恒惕及盘踞在湖南的军阀给毛泽东带来的威胁,直到这时才解除。
由此可见,1925年和1926年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在1925年的夏秋冬之际,湖南的政治美学意境根本谈不上“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更遑论“万类霜天竞自由”。在当年的8月底9月初,毛泽东不得不去广州躲避赵恒惕的追杀。而在1926年12月,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躲避北伐军的讨伐,赵恒惕早已逃之夭夭。韶山乃至整个湖南省,农民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农民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团结和依靠的力量。如何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在他这里已经得到了初步解决。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有闲情逸致来到橘子洲头,抒发他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而毛泽东诗兴大发的直接触发因素及其实践基础,就是12月1日至27日召开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这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空前高涨。此时此地,毛泽东的审美愉悦在《沁园春·长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另外,长沙的气候稳中有变,所以不可强以季节论天象,枫叶红与不红,关键在于下不下霜。12月中下旬尽管已经是冬季,但作为中国著名“火炉”之一的长沙,仍然处于打霜季节,自然可以出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壮观景色。因此,即使在已有寒霜丹枫但尚未落雪的冬季,也完全可以比类其时为“寒秋”。
再谈第二个问题,即该词的下阙所回忆的时间语境,也就是毛泽东所回忆的“峥嵘岁月”是指何时的问题。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是一句意指较虚的词句。用它来回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时候,与志同道合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思考人生、未来和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情景,是入情入理的。毛泽东当时的一位同学白瑜就曾回忆,1917年的中秋节,毛泽东邀请湖南军阀混战中守护学校的“志愿军”同志十余人,在校园后山赏月,并纵谈救国理想的情景。[1]不过,从该词思想的深广程度来看,笔者认为也不限于此。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创作该词的时候,思绪所及的人物应未局限于时间较久远的湖南一师时的同学好友,而会向后延伸。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等句的文本分析,也可看出,该词下阙所回忆往事的时间跨度,比通常以为的广阔得多。具体说来,应包括了1920年秋到1921年期间毛泽东和他的一大群同学、革命友好们一系列更为集中而且密集的社会政治活动。可以说,这一时间段,甚至更能体现所谓“峥嵘岁月”的种种鲜明特征。
现有文献证明,在1920年秋冬时节,星期同乐会的活动较多。根据周世钊和萧三的回忆,都说星期同乐会在“一个中秋的夜晚”举行了集会。笔者查阅了从1918年即毛泽东从一师毕业的那一年,一直到1927年间的中秋节,其中完全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只有1920年的9月26日。这一天既是中秋节,又是星期日。因此可以推定:1920年的9月26日,是星期同乐会组织的、有确切记录的一个集中活动的时间。而周世钊、萧三所言“一个中秋的夜晚”,指的就是这一天。根据张文亮1920年9月25日的日记记载:“昨日泽东哥来邀我,今天下午赴游江之约。”[2]可见中秋节前的活动日程是:24日,毛泽东邀请张文亮等“赴游江之约”;25日,毛泽东和张文亮等乘船巡游了湘江。之后26日中秋节,举行了星期同乐会的大型游江会。
又根据张文亮当年的日记记载:星期同乐会第二个有证据的聚会时间在1920年11月21日。[3]经核查可知,这一天也是星期日。据周世钊回忆,星期同乐会的活动,“除因大雨或其它特殊重要事故,从来没有间断过”[4]。可知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较为频繁。而关于1921年的实际活动情况,尚未发现文献记载。
毛泽东1920年下半年撰写的文章,也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若合符节。
先看毛泽东怎样“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于1920年六七月在上海期间,多次公开发表文章怒斥军阀张敬尧“杀人放火”“欺人太甚”,宣布“湘人为人格而战”。[5]在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猛烈抨击说:“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据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至于就湖南一省而言,造乱者,少数之武人。”[6]因此,“粪土当年万户侯”指的就是毛泽东对张敬尧特别是赵恒惕等军阀的怒斥和抨击。
再看毛泽东如何“指点江山”:“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有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7]
那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1920年夏秋冬之际,一方面,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赞成马克斯式的革命”,强调指出:“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1]另一方面,他又号召道:“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2]“因为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有半点结果乃是大奇。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3]在这里,他明确地把中华民族的解放,诉诸“全国人民的责任”。他对“谁主沉浮”这个时代问题的更成熟更深刻的回答,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到了1926年9月,即在创作《沁园春·长沙》的前夕,他又发表文章进一步清楚明白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4]毛泽东对“谁主沉浮”的回答,此时已然成竹在胸。他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终身服膺矢志不渝。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在1921年留下的文字很少,且其精神气韵多了一些冷峻和成熟,却较少能堪称“激扬”。但是,在1920年下半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毛泽东撰写和发表的各种文献计有48件,如果再加上他于当年6月在上海期间公开发表的、抨击军阀的5篇文章和2通书信,共有55件,其中,公开发表的文稿多达37件。[5]也只有在此期间,他那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反思、亢奋、愉悦和担当,才充分地展示出来。
四、关于“游”与“击水”
《沁园春·长沙》词下阕中,还有两个词很能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这就是“游”和“击水”。关于“击水”,毛泽东本人曾亲自作过注释。一是他在1958年12月21日的注解:“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6];二是他在1964年1月27日的一个解释:“‘击水’指在湘江中游泳。当时我写的诗有两句还记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那时有个因是子(蒋维乔),提倡一种静坐法。”[7]
据毛泽东好友、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回忆:“当时学校怕出事故,不敢提倡游泳。润之说,不能因噎废食。在游泳中,长沙也曾发生过事故。我校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有两个学生游泳淹死了,报上大作文章,一些家长也怕学生出事。润之不这样看,说我们要坚持下去……他当时写了一首诗,有这样两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对游泳评价相当高。‘水击’二字,他讲就是游泳的意思。”[8]罗章龙1917年毕业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毛泽东回忆的“盛夏水涨,几死者数”,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情。
在第二则批注中,提到了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在1917年3月出版发行至第8版时,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也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其中有对蒋维乔体育哲学的批判:“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1]因此,毛泽东在对《沁园春·长沙》的解释中,说明“击水”即是在湘江中游泳的时间,就是1917年前后在湖南一师时。
毛泽东一生中有两个有文献可查的游泳高峰期。一个是1917年秋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组建了一支游泳队,“同学们每次去牛头洲练习游泳,毛主席照例是积极参加的一个”,放暑假时,除非他不在长沙,否则每天都要到橘子洲边游泳。[2]另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5年6月20日、1956年5月30日、1957年9月8日,毛泽东多次来到长沙在湘江中游泳。1956年的5月31日至6月3日,在仅仅4天的时间内,他于花甲之年连续三次畅游长江,踩着水向沿江两岸的人群高呼“人民万岁”,并满怀激情和自信地写下了词作——《水调歌头·游泳》。
正是在多年以后再次在湘江中游泳的高峰体验,唤起了毛泽东对早年和一群“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在湘江中搏击风浪的回忆,使他作下了这样充满感情的注解。毛泽东的这个注解,没有涉及到在稍后的1920年下半年,他组织星期同乐会时,同样与一群意气风发的同学好友一起游湘江的回忆。不过在这一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不是在湘江里游泳,而是划船“游江”。前面已有记述,无论是毛泽东的同学、好友萧三和周世钊,还是学者竹内实等,在论及星期同乐会进行广泛的社交活动时,都提到了划船的活动,但均未提及游泳。所以,笔者推测,在星期同乐会的活动计划中,可能并没有游泳这一项。
原始文献进一步印证了笔者的推测。由于星期同乐会是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召集的,因此新民学会的活动计划,同时也大体就是星期同乐会的活动计划。1921年1月初,就在星期同乐会活动的鼎盛时期,新民学会召开了新年大会,1月3日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经全体会员民主“表决”结果如下:1921年年度计划进行的活动一共有六项:游江会、游山会、踏青会、聚餐会、踏雪会和毬会。[3]此计划的前四项,正是星期同乐会在1920年下半年实际开展的活动。之所以新增了雪地运动和毬会,那是因为长沙刚刚下了一场大雪。[4]这个由毛泽东亲手记录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证明:在星期同乐会的活动计划中,确实没有游泳。这虽然是1921年的计划,但由于与1920年下半年的活动内容紧密衔接且高度相似,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1920年的活动情况。
的确,对于作为时代伟人的毛泽东来说,其诗思的深度、广度和胸襟,往往超越普通诗人何止万千。当“峥嵘岁月”的时空跨度稍稍延展,就会发现,作为整个下阙开场句的“携来百侣曾游”之“游”,既包括了在湖南一师时与同学在湘江中的游泳,也包括了与星期同乐会的同好们一起的泛舟游江。而这个“游江”,和下阙中如上文所述的那些“指点江山”的各种政治社会活动,其联系甚至是更为密切的。
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本文前面论及的星期同乐会的全部活动内容,其中包括游山、泛舟(游江)、观景、踏青、集会、聚餐等。仅就游山一项言说,又包括游岳麓山、妙高峰和金盆岭等。游江时,通常租用木船两只,环绕橘子洲驾舟打圈圈,然后踏上橘子洲的草地,席地讨论座谈。[5]至于活动地区,则包括湘江、天心阁、水陆洲、金盆岭、银盆岭、猴子石、碧浪湖、开佛寺、望湘亭、朱家花园等地。吃着月饼,磕着花生,或者吟诗作对,或者交流谈心、纵论家国天下……所有这些活动都只有在船上、山上或陆地上才能进行。由此可见,这里的“游”,指的是游山、游江(泛舟)、游郊、游览的意思。所以有学者提出,“中流击水”运用了晋代民族英雄祖逖“中流击楫”的典故[1],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中流击水”,诚然可以指在湘江中游泳搏击风浪,但如果联系到中国诗词创作中运用典故所必然承载的丰富含义,就可以发现,它同时也隐含着作者诸人江边聚会、江上泛舟、纵论国事的经历,从而照应着上阕“百舸争流”场景对作者诗思的触动。而湘江竞舟的隐喻,和“谁主沉浮”“百舸争流”“浪遏飞舟”遥相呼应,把火热的生活、悦愉的回忆和全词的创作主题及精神境界有机统一起来。
还需指出,“谁主沉浮”一句,也应是使用了与舟船有关的典故。《诗经》对《沁园春·长沙》的创作是有重要影响的。比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一句,即可能典出于《诗经·大雅》。[2]毛泽东非常喜读《诗经》,这是他少年时代在私塾里养成的习惯。到湖南一师读书以至毕业以后,《诗经》中的一些精彩诗句和典故,他信手就能拈来。根据《沁园春·长沙》的手迹,“谁主沉浮”本作“谁主沈浮”。“沈”的基本含义是“没於水中”,也可作“沉”。“谁主沈浮”的笔意,很可能与《诗经》有关。据《诗经·小雅·菁菁者莪》的吟唱:“汎汎杨舟,载沈载浮”,意即杨舟漂浮泛没于水中,喜悦的心情随波逐浪。如果把这个典故化用于毛泽东和星期同乐会的“百侣”们在中秋之夜里,欢愉踊跃地驾舟逐浪于湘江之上,那是再贴切不过的。杨舟、沈浮和喜悦这些关键词的在场,表明“谁主沉浮”极有可能典出于此,并被毛泽东隐喻创化成为一个“水可载舟”的双关语。这样一来,“谁主沈浮”的字面所指及其隐喻能指的,应该都是击楫竞舟,正好与“中流击水”对举。
总之,《沁园春·长沙》以反帝反封建作为创作主题,归根到底与北伐以前以及北伐时期的中国国情密切相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正是这两对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两大历史任务。在建党以至《沁园春·长沙》创作前后,搞清楚为何和如何反帝反封建,就成为毛泽东开展国情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反映社会性质、时代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沁园春·长沙》应运而生,正是毛泽东践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初步的经验总结和美学表达,是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救国图强的现实主义担当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统一。
注释
1[1]《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251页。
2[2][日]竹内实:《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理想》,张会才、程麻、卢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3[1][日]竹内实:《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理想》,第35页。
4[2]“谭”指谭延闿。谭延闿从1920年6月17日起,任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毛泽东指出,“谭是湖南地主和军阀的代表人物”。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5[3]“赵”指赵恒惕。1920年11月13日,谭延闿倒后由赵恒惕接任湘军总司令。
6[4]郭沫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光明日报》1966年1月20日。
7[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82页。
8[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4页。
9[7]《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页。
10[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11[2]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63页。萧三在这里全文引用了《沁园春·长沙》,这也是该词首次公开发表,但是没有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内有几处错讹。
12[3]转引自唐振南、赵丛玉:《风华正茂的岁月--新民学会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
13[4]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50-51页。
14[1]周世钊:《少年毛泽东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15[2]1920年10月到12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20余人。
16[3]崇新学社是毛泽东在担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时,于1920年秋天指导湖南一师第二十二班学生萧述凡等组建和领导的当时最大的学生社团,该社团拥有会员近200人。
17[4]这幅手迹将“一九二六年作”标注在词牌名《沁园春·长沙》的左侧。参见《毛泽东书法全集》,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18[5]覃晓光、文热心:《青年毛泽东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19[6]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73-175页。
20[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73页。
21[2]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9页。
22[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33页。
23[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44页。
24[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5页。
25[1]参见《白瑜先生访问纪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26[2]转引自唐振南、赵丛玉:《风华正茂的岁月--新民学会纪实》,第199页。
27[3]参见唐振南、赵丛玉:《风华正茂的岁月--新民学会纪实》,第200页。
28[4]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人民体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75页。
29[5]《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81页。
30[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86页。
31[7]《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5页。
32[1]《新民学会资料》,第148页。
33[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9页。
34[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86页。
35[4]《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
36[5]参见王作鑫:《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第9-12页。此尚属不完全统计。
37[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0页。
38[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39[8]《新民学会资料》,第505页。
40[1]《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页。
41[2]参见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第29页。
42[3]参见《新民学会资料》,第30页。
43[4]参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6页。
44[5]参见唐振南、赵丛玉:《风华正茂的岁月--新民学会纪实》,第13页。
45[1]参见张振宁:《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江苏教育》1961年第24期。作者认为“中流击水”运用了晋代民族英雄祖逖“中流击楫”的典故。此后,邵燕祥、蒋明道、向明等也提出和论证了类似的观点。如向明在《情景交织的崇高美--〈沁园春·长沙〉赏析》一文中写道:“一种解释认为‘击水’为游泳,在激流中奋臂划水,掀起的浪花甚至阻挡了飞速前进的船舶。我总感觉这一意境与作者赞扬‘百舸争流’的精神不大符合。我倾向于‘中流击水’即‘中流击楫’的转化。”参见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46[2]参见[日]竹内实:《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理想》,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