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晨致哈维尔的公开信 约瑟夫·布罗茨基-一朵花儿红了

雷晓晨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著作诗集《诗选》（1973）、《言论之一部分》（1980）、《二十世纪史》（1986）、《致乌拉尼亚》（1984）、以及散文集《少于一》（1986）等。
| 致哈维尔的公开信
文/约瑟夫·布罗茨基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决定给你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们有若干共同点：我们都是作家。我相信，在这个行业里，一个人在诉诸于文字或者麦克风之前都会再三掂量。即使他在做公事，他也要竭尽所能避免口号、拉丁用语、各种行话。当然，在对话中，或有两个以上的参加者在场的情况下，这是很艰难的，甚至会给人故弄玄虚的感觉。但是在自言自语或独白中，我觉得这是可以获得的，尽管一个人理所当然总会为了迎合听众而修改他的措词。
我们还有别的一些共同点，总统先生，这就是我们过去都曾分别置身于警察国家之中。说得不那么冠冕堂皇：我们都坐过牢，那里缺乏空间，却由大量的时间来充分地弥补了，一个人无论性情如何，迟早都要变得好沉思。你坐牢的时间比我长，尽管我是早在“布拉格之春”前就开始坐了。然而，尽管我有个近乎爱国主义的信念，认为置身于俄罗斯边远地区充满尿臭的水泥牢房中的那种绝望，比置身于文明的布拉格那种一度被我想象成为干净、粉刷的单独监禁，会更快地使人意识到生存的专横，但是作为好沉思的人，我想我们可能是相差无几的。
总之，在我构思这封信之前，我们就是笔友了。但我构思这封信并不是因为我头脑呆板，也不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环境跟从前很不一样（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并且一个人不必非得继续当作家不可：就像不必非得继续做囚徒）。我决定写这封信是因为我刚刚读了你最新的一次演讲的文本，这篇演讲词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作的结论跟我的观点是如此截然不同，使得我觉得我们之中必有一个是错误的。正是因为牵涉到过去和将来——并且不仅仅是你自己和你的国家而是全球的，我才决定把给你的这封信作为公开信。如果这个问题只是过去的事，我是绝不会给你写这封信的，即使写了，也只会作为一封“私人”的信。
我读到你的那篇演讲词刊于《纽约书评》，题为《后共产主义的噩梦》。你开头谈到你的朋友和同伴在街上都回避你，因为那阵子你跟国家闹得很凶，并且受到警察监视。你进一步解释他们回避你的理由，并且以你平时那种为人所称道的宽恕大度表示，你对这些朋友和同伴构成了不方便，而“不方便”——你援引一般的见解——最好是“避之则吉”。接着，你把大部分演讲用于描述后共产主义现实（在东欧以及影响所及的巴尔干国家），并把民主世界对这种现实的态度等同于回避一种不方便。
这是一篇精彩的演讲，里边有很多精彩的见解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让我回到你的起点。在我看来，总统先生，你那出名的礼貌在这儿似乎没有为你的事后聪明带来多少益处。你真的敢肯定人们但是回避你是仅仅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及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没有一些人只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难道你没有想到你不但不是你所坚称的不方便，或者在不方便的同时，还是一个错误行为的方便样板，因而也是可观的道德安慰的来源，就像病人之于健康的大多数？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够他受的了。”或者，难道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性格？
至于他们是错的而你是对的，这倒无关紧要。他们瞧不起你首先是因为，哪怕是以本世纪下半叶的标准，你不是一个烈士。其次，难道我们不是都藏着某个有罪的尺度，当然，这个尺度与国家绝对无关，但却是触手可及的？因此，无论何时国家的手臂伸到我们身上，我们都模棱两可地把它看成是我们应得的惩罚，看成是上苍狠狠的但却是期望中的一击？坦白说，这就是警察制度背后的主要存在理由，无论那些警察是穿的便衣还是制服；至少也是我们普遍没有能力拒捕背后的主要存在理由。一个人完全可以深信国家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很少对自身的美德怀有信心。且不说那是同一只把一个人锁起又打开的手臂。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获释时，他不会对有人回避他感到吃惊，并且不期望获得全人类的拥抱。
这样一些期望在这样一些环境下会令人感到失望，因为没有谁愿意有人来提醒他关于有罪与得到惩罚之间这一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并且，在一个警察国家提供这样一种提醒正是那英雄式的行为的主要作用。它使一个人与他人疏离，就像任何强调美德的事情一样；且不说一个英雄永远是隔一段距离才看得最清楚。在很大程度上，总统先生，你提到的那些人回避你，恰恰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你是某个美德对抗邪恶的试管，而那些人不想干扰这种经验，因为在一个警察国家，绝对的事物由于互相促成而互相损害。难道你没有想象过那些谨小慎微的人那黄昏时分对他们的妻子说：“今天我在街上看见哈维尔。他好得不象真的。”或者，难道又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性格？
我再重复一遍，他们是错的而你是对的这点无关紧要。他们在那时候看不起你，因为他们也是受到同样的相对主义和自身利益指引的，而我想这有助于他们在目前新的统治下如鱼得水。而作为健康的大多数，他们无疑在你的温和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场革命毕竟维护了民主政制一贯的方式，并且恰恰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想恐怕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已经向你偿清了他们的过分谨慎，而你现在管治的社会与其说是你的，不如说是他们的。
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此外，事情是很有可能轻易地走向另一条路的：当然是对你而言而不是对他们而言（这场革命之所以如此温和是因为当时的独裁政权本身比装甲舰更不堪一击——否则，我就没有这种荣幸来评论你的演讲了）。因此，我竭力要表明的是，你在引用不方便这个概念的时候可能是说错了，因为自身利益永远是以损害他人来达成的，无论这是由个人或由国家来做成的。较好的概念应该是人心之粗俗，总统先生；但如此一来你就无法为你的演讲下个响亮的结论。有些事情是随着讲坛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无论是不是作家。鉴于我并不面临你的任务，现在我想把你的论点发挥下去，看看能得出什么结果，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不同意这样的结果。
“数十年来”，你在下一段开头说，“民主世界的首要噩梦是共产主义。今天——在它开始像雪崩一样坍塌之后三年——另一个噩梦似乎已经取而代之：后共产主义。”然后你不厌其烦地描述民主世界对从前被人们认为将成为一匹光滑的布的地方出现的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灾难作出反应的各种现行模式。你把这些反应比作那些人对你的“不方便”的反应，并表示这样一种立场会导致“躲避现实，并且最终会听之由之。它会导致讨好，甚至勾结。这样一种立场的后果甚至可能是自杀性的。”
正是这段论述，总统先生，使我相信是你的隐喻害了你。因为，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后共产主义的噩梦，都等于一种不方便，因为它以前帮助、现在帮助、将来相当一段时间还会帮助民主世界把邪恶具体化。并且不仅仅是民主世界。对我们这些少数生活在那个噩梦里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经与它斗争的人来说，它的存在是可观的道德安慰的来源。因为一个与邪恶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所以，也许现在是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从东欧的人类现实中擦掉的时候了——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无论是不是民主世界，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出那个现实的过去和现在：它是一面镜子。
因为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一个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大体上，口号得不偿失，而在千千万万人被杀和整个民族的生灵被颠覆的情况下，口号更是苍白无力。尽管刽子手与受害者的比率有利于后者，但是，就当时的技术落后程度而言，我们的王国所发生的事情的规模表明，前者也成千上万，另外成千上万同谋的就更不用说了。
说教不是我的专长，总统先生；此外，你是一个改变信仰的人。毋须让我来给你指出：你所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作家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人们也不应该把它称为一个噩梦，因为人类的崩裂不是一个中性事件，至少在我们这个半球不是。
时到今天，“共产主义”这个词仍然是一个不方便，因为“主义”表明一种既成事实。尤其是在斯拉夫语言中，如你所知，“主义”表明一个现象的外国性质。当一个包含“主义”的词表示一个政治制度，那个制度就会被看成是强加的。不错，我们特殊的“主义”不是在伏尔加河或伏尔塔瓦河两岸产生的，而它在这些地方以一种罕见的活力迅速蔓延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土地特别肥沃，因为它以同等的强度在不同的纬度和极端迥异的文化区域蔓延。这与其说是表明一种强加，不如说是表明我们的“主义”的更为有机的，且不说普遍的，本源。所以，我们应该想到，进行一点自省——在民主世界那边和我们自己那边——是适宜的，少点冠冕堂皇的互相“理解”。（说真的，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为这种理解构想了怎样的程序？也许在联合国的支持下？）
如果自省不大可能（为什么要在悠闲的时候干在胁迫下已避过的事？），那么，至少“强加”的神话也应该废除，首先是因为坦克兵和第五纵队在生物学上是难以区别的。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承认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类学上的倒退已于本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而不必理会是谁或是什么引发它？为什么不承认这次倒退牵涉到群众出于他们本身的利益行动起来，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把他们的共同特色降至道德的最低限度？为什么不承认群众的自身利益——同样被降低了的稳定生活及其标准——尽管少得可怜，却是在牺牲其他群众的情况下获得的？大批死者就是由此而来的。
把这些事情当成也许是从不知名的别处强加在人类身上的一个错误、一次骇人的政治偏离来对待，这是很方便的。如果那个别处具有一个适当的地理名称或听起来像外国的名称，那就更方便了，这种名称的拼写能模糊其全然的人类本质。建立海军和防卫力量来对抗那种偏离是很方便的，就像现在拆毁那些防卫力量和海军是很方便的。我还必须补上一句，即，总统先生在今天站到讲坛上以有礼貌的方式谈论？这些问题是很方便的，尽管我一点也不怀疑你的礼貌的真实性，我相信你的性情本来就是如此。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如何管理世界上的事情并为这个例子佐以一个主义是很方便的，就像在当前为它佐以“入门”和一个“后—”是很方便的。（并且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预言我们那个饰上“后—”的这个“主义”将来还是会很方便地出入于笨蛋之口。）
因为，把我们在世界的这个部分所发生的大灾难看成是群众社会的第一声叫喊——一声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这个世界的未来发出的叫喊，并且把它看成不是一个主义，而是一个突然出现在人类心中的裂口，吞噬诚实、同情、教养、正义，并以此为满足，给仍然是民主的外界展示一种在道理上完美、单调的表面，这，将是真正的不方便，尤其是对西方民主工业国家的牛仔们来说。
然而，牛仔们厌恶镜子——光是出于他们在镜中可能比他们在户外更容易看到落后的印第安人这一点就够了。所以他们更乐意骑上高大的马匹，驰骋于没有印第安人的天边，嘲笑印第安人的落后，并且被看作牛仔，尤其是被印第安人看作牛仔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道德安慰。
作为一个经常被比作哲学家国王的人，总统先生，你比很多人都更能体会到发生在我们“印第安民族”身上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回复到启蒙运动，它那高贵的野蛮人的思想实际上是从“发现的时代”开始，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但习惯上遭到恶劣制度的摧毁；它相信改善所有那些制度就会使人恢复其最初的善良。所以，除了前面已经有或希望会有的承认外，我觉得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句，即正是“印第安人”在完善这些制度时所取得的成就使他们来到那个计划的逻辑终点：警察国家。也许这一成就的明显兽性应使“印第安人”明白到，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撤退到内部，他们应把他们的制度弄得不那么完善。否则他们也许就难以因他们的“保留”而得到“牛仔们”的补贴。也许有些人应承认，人并非那么善良。
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所处的接合点吗——至少是你所处的了，总统先生？“印第安人”需要一个劲模仿“牛仔”吗，或者他们需要向神灵请教其他选择吗？是否他们所经历的灾难的广度本身就能够成为它不会再发生的保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给他们带来的悲痛和回忆就能够创造比自由企业制和两院制立法机构更有效的平等主义纽带吗？而如果他们要起草任何形式的宪法，也许他们应首先把他们本身和他们处于本世纪较好部分的历史看成是原罪的提示。
如你所知，这个概念并非那么刁钻。把它翻译成普通的说法，意思就是人是危险的。除了成为我们敬爱的让-雅克的脚注外，这个原则还可以使我们建设一种基于比我们的习惯较少自我吹嘘，并且说不定也较少灾难性后果的社会秩序——如果不是建设在别处，起码也建设在我们这个过分沉浸于傅立叶、蒲鲁东和勃朗，而以牺牲伯克和托克维尔为代价的王国。这也可以称为你在演讲中所呼唤的，人“对他自身、他的局限和他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新理解”。
“我们必须发现与我们的邻居以至与宇宙及其形而上秩序的新关系，”你在演讲临结尾时说，“这种形而上的秩序上道德秩序的来源。”总统先生，形而上秩序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会是颇为黑暗的，而它的结构习语就是它各个部分的彼此冷漠。因此，“人是危险的”这个概念是最接近那个秩序对人类道德造成的影响的。每个作者都是读者，如果你扫视一下你书房的书架，你必然会明白，你放在那上面的书大部分若不是关于叛变的便是关于谋杀的。无论怎么说，把社会建筑在人是邪恶的这个承诺上要比建筑在人是善良的这个承诺上来得慎重。这个方式也许具有更愉快的本性，起码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使它的大部分成员在心理上，如果不是在肉体上（但说不定也是）觉得安全；且不提它令人吃惊，因那是不可避免的。
也许真正的礼貌，总统先生，是不要制造幻象。“新理解”，“全球责任”，“多元变位文化”在本质上并不比后来民族主义者的怀旧乌托邦或暴发户的企业家白日梦好多少。这种玩艺无论怎么符合条件，都还是建筑在人是善良的这个承诺上，建筑在人把他自己看成要么是堕落者要么是可能的天使的概念上。这类措词也许适合于那些无辜者，或那些管理民主工业国家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但不适合你这个需要知道人类心灵真正状况的人。
而我们会想象，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递给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鉴于使你之所以为你的并非你的牢狱经验，而是你所读的书本，故我愿意建议把其中一些书拿到贵国各大报纸连载，以供初学者参考。从捷克人口数目看，这事是做得到的，甚至可以颁布总统法令，尽管我不认为你的议会会反对。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斯，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这也许会比超赶牛仔更能对世界的未来有所裨益。还有，这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后共产主义，而不是教条的溶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困扰你的“对世界的憎恨，不惜任何代价的自我肯定，以及空前猖獗的自私”。因为除了怀疑和良好的品味外，别无其他抵抗人心粗俗的解毒剂，而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溶化在伟大文学作品中的，包括你的作品。如果谋杀最能体现人的消极潜能的话，那么艺术便最能体现人的积极潜能。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不向我本身是一个公民的国家的总统提出同样一个疯狂的建议？因为他不是一个作家；如一旦他读书，他读的经常是糟粕。因为牛仔相信法律，并把民主降低至人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地位：即降低至治安良好的大草原。而我向你提出的则是在文化面前人人平等的建议。你会决定哪一手更适合于你的人民，哪本书更适合于扔给他们。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从你自己的书房开始，因为你显然不是在一间法律学校里学习这些道德训示的。
你真诚的
约瑟夫·布罗茨基
（黄灿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