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晨胡适在金陵女大的一次演讲-小读书堆

雷晓晨
左起分别为：胡适、孔祥熙、王世杰、吴贻芳（图片来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成立纪念及新建筑落成专号）第20期，1934年11月16日）
1934年10月底，胡适由北平坐火车南下，到南京出席11月1日开始的考铨会议，会议持续了四天半。会后，他对这次会议感到满意，据其在《记全国考铨会议》中的记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一次的考铨会议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四天半的会议席上，差不多没有什么空议论。”此次南下，据耿云志先生的《胡适年谱》（修订本），胡适还应汪精卫之约，密谈了外交问题。因此前胡适就曾致信汪精卫，责他兼任外交不合宜，应自己退出，故有这次的约谈。大约11日，胡适离沪北上。
这十天的京沪生活，胡适还参加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即11月4、5两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举行的十九周年成立纪念及大礼堂图书馆落成典礼。胡适出席并发表了演讲，据1934年11月16日出版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成立纪念及新建筑落成专号）第20期记载，大礼堂图书馆落成典礼秩序依次为：奏乐（整队入堂）、唱党歌、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主席致开会辞（吴贻芳校长）、演讲（孔庸之博士）、唱歌（本校歌咏团）、演讲（胡适之博士）、长官训词、唱歌、主席致谢辞、奏乐（散会）。关于胡适参加此次典礼及演讲，因胡适日记并未记载这十天的生活，而胡颂平先生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耿云志先生著的《胡适年谱》（修订本）中，亦未提及。所以，胡适参加此项活动并演讲至今湮没无闻。笔者查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有幸找到了胡适当年的演说辞，题为《胡适之博士演辞》，此文《胡适全集》未收，为胡适的佚文，内容不长，照录于下：
我与吴校长曾两次同赴太平洋学术会议，私人异常佩服吴校长与贵校，所惜吾不能如孔部长之有实例可举，何者？我有儿无女故也。然而设他日我得女，俟其可入大学时，亦当遣送贵校，一表佩服之忱。
我以为中国廿三年来之进步，非前人可及，一方面是教育，一方面是女子。从吴校长适才之报告，可以知之。王部长以为女子教育失败，我则以为不然。我有绰号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以为王部长之言论碻太悲观。至于生产力之远不如消耗力，女子自来如此，非从今日始也。且在此过渡时期中，吾人任何人之消耗力都胜于生产力。盖吾人所得于他人者，消耗多于生产也。社会全盘如此，不能独责女子也。
新式女子，不管如何，我以为无论持家，教育各方面，都较旧式女子好。客有从蜀中来者，言彼处组织有革新俱乐部，一切社交公开，唯禁止跳舞，以为不道德。我告之曰，不道德者，数千年来，对于女子不人道之待遇而已。处此过渡时代，欲求进步，能不予以代价耶。女子稍有不到之处，亦不当苛求，我以为教育之目的乃在使女子重回到做人也。
人或有主争女权者，我以女权之大则大矣，何须争为。在坐诸男宾，我担保无一不怕太太者，女权之大，可以想见。昔者孔圣人有七出之条，多言善妒，无一不列入；然而有三不去，从丧三年者不去，先穷而后富者不去，有所居无所归者不去，是女子之大保障也。坊间出售《醒世姻缘》，书中描写一悍妇，丑恶虐待舅姑，无所不至，夫受其苦，然绝不敢言休者，因未犯淫也。夫之上峰，或谓夫曰，只上一呈，便当为判离，免受此窘，归而商师爷，大惊曰，不可，写休书缺德，功名去矣。且此亦属前世冤业，宜解不宜结，逆来顺受，容或消灾，于是乃作此书。女权之大，概可想见。光绪年间，南京死一文人汪氏，其日记，中有书及其太太死吵，莫可奈何之一段，谓其唯一方法，即利用其不识字，于日记上数其九十一大罪，天下男子见之，具洒同情之泪，此女权之大之又一佐证也。
综上所述，可知女权自来固未尝小，今后因争平权而愈缩减削小矣。因有知识上之平等故也。有知识上之真平等，则自有新的生产，所谓生产不必受俸禄也。因远在消耗力上，不当以小过便作为失败也。我以为女子只时髦，不问其已达到何种程度，然而女子自身身体之解放，便是进步，仅有身体之解放，非皆便已尽善尽美，学力知识之充实，实更重要。身体既解放，知识复已充实，生产力与道德自必提高，王部长悲观之余，乐观存焉，言之，以作补充。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是大学校刊，主要记载学校日常事务和校内新闻，各年级各学科的讨论、比赛、文艺消息、名人演讲等，并载有每月大事记，校友动态，刊登短讯、文艺作品，及饶有风趣的游记。胡适是当时的文化名人，他在该校的演讲自然会在校刊上记载。演讲中，胡适提到“所惜吾不能如孔部长之有实例可举”，这是针对之前演讲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而言，孔说：“由个人而言，十分佩服金陵，有事为证，绝非空谈，我家有二子二女，二女都就读金陵，彼二子设亦为女，亦必就读金陵矣，由是足证吾对于金陵之感情。”胡适有儿无女，所以颇感遗憾。接下来胡适大谈女权问题，并对“王部长以为女子教育失败”，表示以为不然。因为教育部长王世杰说，“试观今日妇女高等教育，实属失败。何则，消耗力远过于生产力也。前者女子所无，男子仅有之各种恶习，若吸烟饮酒，今并见于女子矣，此乃事实，系吾人所不能认者也。”胡适认为，中国女权自古就大，无须去争，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使女子重回做人，达到身体解放，知识充实的境地。
在短短十天内，胡适为什么不顾出席考铨会议的劳累，在会议结束的次日就参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典礼呢？这一方面是因胡适与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的私谊，演讲中胡适说他与吴校长曾两次同赴太平洋学术会议，私人异常佩服吴校长与贵校。若吴贻芳提出此要求，估计胡适不会拒绝。但更内在的原因，我以为与胡适对教会大学在中国开办的支持有重要关系。胡适曾在《题金陵大学四十年纪念册》中写道，“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着，‘欢迎！’”这句题词足可见出胡适对教会大学的态度。
教会大学是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不受中国政府管制。国民政府成立后，须到教育部立案，才可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立案的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人出任校长，不必强制修习宗教课程，学校董事会成员中国人必须占一半以上。经过一番中国化、世俗化、学术化的改造，教会大学实际上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培育了一大批人才，但是社会上对教会大学仍存偏见，认为这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胡适就此在《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一文中，为教会大学喊冤，并支持教会在中国的办学，“今日教会大学已渐渐失去了他们的特殊色彩，今日的教会大学和其他的私立学校已没有多大的分别，只是在财政上比较安定，在校址校舍上比较弘丽整洁，在管理上比较严格，在体育上比较发达而已。”胡适尤其看到燕京大学的办学成绩，“近年中国的教会学校中渐渐造成了一种开明的，自由的学风，我们当然要归功于燕大的领袖之功。”这些教会大学“都极力求了解中国新兴的思想潮流与社会运动”，“极力求适合于中国的新社会”。胡适能够不囿于时人眼光，看到教会大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金陵女大是教会大学，但对中国近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独立女性做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曾多次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还曾是辅仁大学的校董之一。这次在南京又参加金陵女大的活动并发表演说，这是他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刊于《胡适研究通讯》（2016年第4期，总第36期，2016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