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发布会上专家这样说-光明日报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发布会现场
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以及两位项目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也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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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公布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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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5800年出现文明起源迹象，5300年进入文明阶段
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于2001年被正式提出，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03年，实施了探源工程预研究。2004-2015年，探源工程由科技部批复，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依托“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
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1首先，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2其次，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
基于90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结，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
3第三，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
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探源研究表明，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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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随着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浙江余杭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一项项重要考古发现让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史前文化中透露出的文明曙光，也越来越真切地触摸到早期中华文明脉动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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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长期负责良渚项目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发现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河沟，他敏锐地预判这里可能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古城墙。历经一年多的调查钻探，一座尘封地下5000多年、面积30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重见天日。城外还有长达35000米的大型水利工程，兼具防洪排灌功能。

良渚遗址出土文物
其实，在追寻文明的曙光时，良渚一直吸引着考古人的目光。早在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面对遗址感叹：“我看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如今，一幅气度恢宏的都邑画卷徐徐展开：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根据专家估算九维武林英雄，良渚大城、水坝、莫角山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余万立方米，共需3600万人日工，或者1000人连续工作10年左右，此外还需有更多人提供后勤保障。刘斌表示：“良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及强大的动员能力，说明距今5200年到4500年期间，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初期的国家，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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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0月31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格外宁静。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沙沙声。这几天人像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让大家充满了期待。人们屏住呼吸，看着考古队员剥离一件特殊的塑件。额头、眼睛、耳朵、嘴……一尊几乎完美的女神头像仰面朝天，微笑欲语。摄影师及时按下快门，记录了女神与子孙们跨越千年的相视一笑。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红山女神不仅是红山人的先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

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文物
5000多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这一点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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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4200年的一个春天，晋南临汾盆地中的陶寺，晨曦微露，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东南城墙外一处特殊建筑内，上层贵族已经陈设好石磬、鼍鼓、俎豆和牺牲曲佑良，肃穆以待。当春日的朝阳终于从塔儿山顶喷薄而出，霎时间，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第4道缝隙中精准地射入这特殊的建筑，直达圆心。”

陶寺遗址出土文物
山西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驽绘声绘色地讲述根据新发现的“观象台”遗迹复原出的古人“礼天”细节以及“居住在巨型城址宫殿里的王，如何通过祭祀来维持至高无上的权威”。《尚书》有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李嘉欣儿子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尧天舜日的礼乐文明。根据陶寺遗址的年代、位置和规模，许多古史和考古学者认为它有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尧之都城——平阳。“至少可以据此认为，陶寺文化中期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何驽对此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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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口弦琴可能承担着共同的功能——沟通人神天地。”2018年5月2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在发布会上兴奋地宣布，石峁遗址出土了一批骨制口弦琴、管哨和陶制球哨。骨制口弦琴绝对年代距今约4000年，出土数量20余件，系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的弦乐器。

石峁遗址发现4000年前口弦琴 为国内最早弦乐器

现代羌族妇女演奏口弦琴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县，探源工程专家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超过400万平方米的三重石构城址（分内城、外城、宫城）、形态接近“金字塔”式的大型人工建筑、贵族墓地等。据孙周勇介绍，石峁遗址发现了数量巨大、品类丰富的遗物，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这表明距今约4100年陕北地区也已进入文明社会，丰富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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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也获得重要发现。这些都表明距今5300年左右开始，长江、黄河及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在距今5300至4300年期间，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依照历史记忆，可称之为‘古国时代’，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王巍非常坚定地说。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其年代在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距今3800年左右。遗址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新砦期。新砦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早期夏都、对于判定古城寨城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对于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诞生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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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钉纹铜爵 二里头遗址出土
距今3700年左右，经过新砦期文化的酝酿,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横空出世。位于洛阳东郊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在该遗址的中部，发现了内有多座宫殿的宫城。在与此宫城仅一路之隔的区域发现的另一个围墙围绕的区域内，发现了制作铜器和绿松石等高等级物品的作坊，生产的铜器非常精致，仅在较高等级的墓葬中随葬。表明这些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已经被王权所控制，成为表明持有者等级身份的象征物——礼器。此时，中国的青铜文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五千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元绍达 摄）
今天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在这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实证了中华文明上下5000余年，请专家解答一下具体有哪些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对此进行了解答——"
中华文明探源实施的十几年里，我们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在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的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遗址是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还有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除了大规模发掘之外，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首先是位于浙江北部的良渚遗址是修建于大约5000年前，这个遗址是在沼泽上修建的，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城的侵害，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5公里诛仙后续，宽度10几米的巨型水坝，或叫水利工程。据水利专家研究，这个水坝除了具有防洪的功能外，因为有高坝、低坝，还有的是根据不同水位蓄水灌溉，是一个水利工程。后来，在作为城的中心部位修建了一个630米长，450米宽，高10几米的大型土台，这个土方量大约200多万立方米，都是用草包泥从别的地方运来修建的，在这个高台上是高等级建筑，面积在200、300，最高到9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
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城址，大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宽、墙基宽都是40米-60米。由于在沼泽上，先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大量石块作为基础，然后从别的地方运来黄土进行修建。我们最新发现表明，在内城外面又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址。这样总的工程量，据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这样的工程量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吉田拓郎。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小莫的私房歌。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视觉中国）
除了高等级的宫殿之外，高等级的墓葬也在祭坛上修建。一个墓里往往有上百件随葬品，尤其是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这样和宗教有关的玉器，和制作非常精致的武器——玉钺，甚至有的短柄钺上下还有玉质装饰，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阶级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这是一个产生了权力、产生了王权的社会，所以我们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代表，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另外是在中原地区，比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的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像石峁高等级的建筑区皇城台城墙高达9米，军事防御色彩浓厚，高等级建筑中不仅规模大，而且制作非常精致。陶寺的宫殿还有可能用了陶制的建筑材料，相当于后世的瓦之类。这一时期，墓葬当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所有有珠何须椟，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或者是陶器；但是大型墓葬，随葬上百件随葬品，不仅制作精美，而且有表明等级身份的。
比如在陶寺，大型墓葬随葬陶鼓、石磬、龙盘，尤其是直径60公分左右的龙盘羞愧造句，每个大墓有一件；还有表明等级身份的军事指挥权力的钺，沿墙摆放一排，表明权力的构成已经相当的严密，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等级制度。
像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部落联盟，应该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而且，陶寺遗址发现了冶金术应用的实例，发现了能够确定为文字的材料。虽然只是少数人拥有，但是说明这些先进因素已经在当时被使用。所以我们觉得，中原地区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所以我们说，依据这几个巨型的城址，以及他们稳定的控制范围，他们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我们觉得当时的社会整体上虽然还没有形成王朝，但是应该进入到王朝之前的古国文明的阶段。
王巍最后说，我们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值得一说的是，最近，在中原地区我们发现了距今5200-5300年的大型遗址和高等级建筑，表明各个区域大约在同时期相继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虽然他们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但是阶段性是比较一致的，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结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
文明探源让我们知道了一段没被文字记录的历史
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前边这么多年的探讨和积累，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对这段历史做出一番描述了，从而填补了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段的空白。这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录下来的历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
5月28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在回答记者时说，“中国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也同时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这项工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一块非常重要的空白。”
说的具体一些，有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综合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上万年之前，但是经过漫长的积累、发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稍早一点，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也就成为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这样一个广大地区内，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内容，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距今6000年左右我们看到了相关区域里各地方文化向文明化发展的加速度过程。
二，经过探源工程到现在，已经确认或者可以判断出，在距今5000年前，以良渚文化、良渚文明为代表，中国也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个大范围里面，一些地方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有了自己的国家，而以此为起点，一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在1000多年的时段里。各个地方的社会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步入了文明。而这种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现象有点像我们传说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是天下万国、天下万邦的情景相吻合，所以我们借用这个意境，把这个时代叫做“古国时代”。我们进而考察了在古国时代各个地方文明的特点，从中提炼、归纳出以下几个有普遍性的方面，或者是它的特征，一共是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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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是说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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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方文明里，我们普遍发现社会阶层、社会成员、阶级的明显分化现象。比如出现了专门为贵族服务的，由贵族专享的手工业生产；出现了以大型建筑，或者不同的丧葬行为、丧葬内容所表现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等级制度。在古代文明社会里普遍存在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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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城市里面不光是人口多，城市里面居民的构成也不像一个普通的以血缘、氏族为主的农业村落，而是按照行业、按照不同的功能组织起来的居民，当然还有最高等级的统治阶层等等。这样就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城和乡之间又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这个社会在宏观结构上也不再是一个平等、平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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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这样的大型遗址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型建筑是需要动员很多社会资源修建的。大型建筑所反映的，以及由战争、暴力来褫夺人的生命的现象的出现，背后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强制性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王权，以及中心城市和附近的区域性隶属关系。王权还建立了一个区域性政体。以上四点我们是从中国的历史里面，从古国时代各个地方文明的情况中总结概括提炼出来的。
这四条标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判断新的考古发现背后的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准留恋造句。我们一定注意到了，刚才说的这四条标准中并不包括我们经常所讲的，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为基础所总结的，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两条非常重要的文明判断标准或者说因素，就是文字、冶金技术。我们认为，这种差别，恰好是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这也算是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中发现与总结的一些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
三，刚才说到中国的古国时代实际上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这样一个地理范围里展开的，在这个地理范围里，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明，他们结成了一个巨大的丛体，规模之大，超过了同时期世界上其他的古代文明。这个范围很大，在这个丛体的外围，社会发展没有达到这种高度，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个丛体看成是一个整体。当然东方婵妆，里面还是分散的，里面的各个地方文明在自己发展。但是，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又是紧密的邻居，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交流，相互的借鉴，这样就会有越来越一体化的趋势。所以，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进而，刚才说到古国时代比较晚的阶段，我们发现这种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这个时期，开始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变成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这个核心恰好就为以后的三代文明的基础，就是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准备好了一个人文地理，或者政治地理的舞台，一个经济、文化与礼制的基础。再以后，三代文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历史的大趋势上展开的。从更长久的历史结果来看，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远因或者说源头。
四，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孤立、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最近十来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让我们知道了，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于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了中国文明之中。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的被我们加以改造和提升。比如中华文明迅速提升了冶铸技术，变成了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技术体系。这就为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就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这个品格不但是在文明丛体的内部，也扩大到了更大的世界的范围。
五，在这个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我们发现了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些新的动向，这个新的动向就是中原地区在继续持久的接受周围先进文化因素的同时，自身的一些极有特征的文化因素也开始对外辐射，而且幅度很大，范围很广。他自己特有的东西，比如玉器、牙璋这一类制度性的用器，仪仗的用器，对外的传播反映了中原某些政治制度或者思想对外的播放。这是前一阶段不曾有的现象。从中原地区对外的影响，在以后的商周乃至更晚的历史时代，这个过程是不断加强的。因此，中国文明的发展从距今3800年，这个时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
夏朝是不是真实地存在过?孟照国
“目前在国际上还有一些声音对夏朝的存在有一些质疑，请问专家，这次探源工程有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补充或者是佐证？”在今天上午召开的新闻会上，有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对此做出了公开回应。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元绍达 摄）
王巍说，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夏代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是我们考古研究所1959年发现并持续发掘到现在的。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我们在探源研究中接着对二里头遗址保持持续的关注陈怡真。
按照文献记载，在商王朝之前有一个夏王朝，在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前有一个《夏本纪》，从它记述的内容来看，跟前面《五帝本纪》详尽程度有很大差别，和后来的《殷本纪》有很多接近的方面。所以，搞文献史学的人多数认为《夏本纪》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对考古学研究而言，就需要寻找证据来进行考古学自己的研究。
1959年我们研究所的徐旭生先生在河南洛阳盆地的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之后我们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工作。1970年代，在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了两座大型宫殿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1980年代又发现了青铜容器的铸造作坊遗址。
探源工程以来，项目组把它作为一个研究重点。科学系统的考古工作发现，二里头遗址不仅仅只有两座宫殿，而是由多座宫殿，大约有十来座左右，集中在一个区域，而且在使用一段之后，周围又建起了围墙，围绕成一个十万平方米的宫城。这个宫城内的宫殿有中轴线，建筑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这样的制度是后来几千年我们国家古代宫室制度的发端。我们在宫城南边，只有一路之隔的地方，还发现了另一个用围墙围着的区域里，是青铜器和绿松石这样高等级器物的手工业制作作坊，这表明这些作坊的设立是有规划的，是由王权直接控制的。
我们发现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时期，有一系列重要的发明。比如原来的武器，或者是工具、玉石器，在这时候开始大型化、仪仗化了。比如牙璋，甚至有一米左右长的牙璋。牙璋原来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发展到二里头以后显然没有实用功能了。但是它的制作非常精致。二里头还发明了一系列政治理念，包括一整套青铜容器，主要是酒器为主，和等级身份相联系。后来是商周时期能不能用青铜器，青铜器的数量的等级差异的政治性发明，源头就在二里头。这种政治性发明，包括仪仗用具分布的范围，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原来觉得，牙璋扩散到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还可以理解，但是后来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岭南地区的香港，甚至越南北部，都发现了制作非常精致的大型牙璋。另外，包括高领玉璧等器物，都说明二里头文化有很高的辐射能力。这些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武器的器物的流通，是包含中原王朝政治的理念，礼仪的制度的。它的时代，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时代，精确测年是距今3800-3500左右，主要兴盛的年代是在距今3700、3600这个阶段，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对的中心。这个现象发生的年代，是在商王朝之前，它的区域又是在伊洛河流域。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献记载米惠网，非常一致地记载夏人是主要活动在这个区域的，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刘子谦。从时间、空间、规模，从它对全国的影响力，用我们的话说，这些现象就是一个王朝的气象。
和文献的记载对照，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遗存。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证据。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就妨碍我们对时间、空间、规模、性质以及所代表的历史与政治阶段进行考察。所以，我们认为二里头时期应该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叫做王国文明的阶段。中国的王朝文明的开始，如果你觉得文献不是无稽之谈，如果你承认文献记载的时空范围，跟事实有可能比较吻合的话，我们觉得最大的指向就是指向夏王朝。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工作，我们也期待着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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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光明日报融媒体中心，综合自《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本期编辑：徐谭、王佳
制图：王佳、徐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