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追求自由，还是被动接受孤独 大城市里的“空巢青年”：-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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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法国总统大选和大城市里的“空巢青年”。
最近，一篇名为《我国空巢青年已达2000万，一线城市成单身人群聚集地》的报道，让“空巢青年”一词再次进入了公众视野。在西方，“空巢青年”被称作“独居青年”，他们是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和社会保障完善的产物，意味着个人可以不再依赖家庭这一经济单元，追求更自由、更多元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空巢”似乎成为一种被动的选择醉拥江山美男，在婚恋、购房、养育子女的经济成本如此之高还有重重政策、制度壁垒的现实下，“空巢”带来的可能不是更自由的生存空间，而是难以抵挡的不安全感和无归属感，结构性的压力侵入了城市生活的私领域，给我们的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造成了威胁。
4月23日结束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可能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传统的右翼共和党和左翼民主党双双出局，反而是极端右翼候选人勒庞和“建制之外、超越左右”的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隆以微弱优势胜出，“晋级”第二轮此生不换。很多人预测，不出意外的话，不满四十岁、三四年前还默默无闻的马克隆很可能会成为法国的下一任总统。对于马克隆治下法国的未来，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他将带来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真正的断裂，有利于打破渐渐固化为左右分野的法国政治形态，对极右势力也有打击作用；反对者则认为，马克隆就是年轻化、升级版的奥朗德，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会继续加重法国的社会危机，为极右势力的卷土重来留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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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的“空巢青年”：
主动追求自由，还是被动接受孤独
最近，一篇名为《我国空巢青年已达2000万，一线城市成单身人群聚集地》的报道，让“空巢青年”一词进入公众视野电白教育网。报道指出，”空巢青年“指的是“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父母不在身边，有固定的住所和收入，朋友不多，独居，单身”，目前有超过5800万的中国人过着这种“一个人的生活”，其中“独居青年”（20-39岁）已达到2000万。

澎湃新闻发表的评论《谁是空巢青年：追求自由的年轻人还是困于现实的“零余者”》一文中，作者曾于里指出，“空巢青年”这一概念，最早是《好奇心日报》在2016年8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指的是独自来到一线城市工作生活、独居且独身的年轻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独居青年”相近，更强调年轻人对自己理想生活的追求铁像寺水街。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就指出，独居潮的兴起，除了得益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以及现代福利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之外，还是自由、适应性、个人选择在现在道德准则中更受人们珍视的结果。
然而，随着对这一概念的传播和讨论，它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近期关于“空巢青年”的报道中奇人异事，我们则看到了另一幅景象：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打拼，租住在破败不堪的地下室、城中村或是郊区，生活捉襟见肘又孤独单调，更重要的是，物质上的困窘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空巢感和无归属感，他们背离人群、背离城市的繁华、也背离未来的希望。至此，空巢青年已经从一种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被迫养成的社会心态，当一个人自称“空巢青年”时，他的潜台词是，蔡紫芬“我是这个社会的零余人”。他们不再是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中的“独居青年”，而成了鲍曼《废弃的生命》中多余的“X一代”。

空巢青年的“空巢感”首先源于他们无法在大都市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家，尤其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由于户籍制度、资源分配不均等种种现实因素，家不仅仅是一个住所，也不仅仅是一笔私产，它还是户口、是车牌、是学区房、是通行证、是奋斗的价值所系。而在个人财富增长永远赶不上房价的今天，一个遥不可及的家动摇了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
然而现实的另一个面向则是，“空巢青年”正是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成长起来的，这直接塑造了他们对于世界和日常生活“最初的理解”，甚至是“最终的理解”。经济的高速增长意味着生活每天都在变化，今天还住在筒子楼里、用公共厕所，明天就买了房子。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平稳转型期，改革开放30年来的种种红利——改革红利、房地产红利、互联网红利一波波地过去了，20年前可能一代人就能实现的阶级跃升，今天可能需要三代，甚至更久。
除此之外，文化工业也在催生空巢感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作家韩少功所说，“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折感、孤独感、无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着虚拟的成分。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
最后作者指出，从本质上说，“空巢青年”是“北漂”、“蚁族”等词汇在新时期的某种更新和进化，这些词汇触及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大城市病、高房价、户籍制度、资源分配不均、阶层固化等等，舆论“篡改”的空巢青年的最初定义黄梅网盟，也是在借助一个新的概念，对这些老问题再一次针砭时弊。

心理学家唐映红则认为，独居并不是空巢青年值得担忧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大都市都有不小比例的年轻人过着独居生活，甚至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在大都市维系一个家庭远不如独居更自由、更舒适麻阳高速。中国“空巢青年”真正的问题不是独居，而是缺乏社交互动王柔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共同天性，其中就包括在自然状态下与他人交往并建立社会联系的天性，以及与某些人或某个人建立紧密社会联系的天性，前者被称为“亲和需求”，后者被称为“亲密需求”。亲和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人会感到社会性孤独，而亲密需求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人则会感受到情绪性孤独。
因此，孤独是一种主观感受，与一个人是否独居或者独处并没有必然关系，孤独感的产生主要源于社交的缺乏。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一线城市，对于背井离乡来打拼的年轻人并不友好，这也间接导致了他们社交生活的受阻，可以说，正是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管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充满地域歧视和偏见的都市亚文化，催生了中国特色的“空巢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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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想象马克隆治下的法国：
是政治重组的机遇还是新自由主义陷阱？
在4月23日结束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隆和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勒庞“晋级决赛”，将于5月7日进行的第二轮投票中角逐法国第25任总统。这次的初选结果，不仅打破了法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传统的右翼共和党和左翼社会党双双出局，也反映出法国选民的举棋不定。4月18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文章《投票，还是重新发明政治》，在文中，巴迪欧首先逐一评价了各位候选人，进而探讨了他通过对本次大选的观察而引申出的问题，即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一种可辨识、可声明的政治？

阿兰·巴迪欧
在巴迪欧看来，第一轮投票的五位候选人中，玛丽·勒庞是现代化、女权化了的法国极端右翼；弗朗索瓦·菲永的哲学可以化约为“锱铢必较”，尤其是在对穷人的财政支出上；伯努瓦·阿蒙是胆怯的左翼社会主义代表，并且她的代表性相当有限；让-吕克·梅朗雄是激进左翼，其立场处于已经破灭的旧日社会主义和一种幽灵般的共产主义之间不稳定的边界上；而埃马纽埃尔·马克隆则是新兴资本家们创造出来的、我们真正的主子。法国选民之所以在这些候选人之间迟疑不定，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一众多既定角色构成的剧场中，政治信念根本不算什么，它只是掩盖候选人手中靠不住的把戏的借口罢了。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是一种可辨识、可声明的政治？

马克隆（左）和勒庞（右）
巴迪欧指出，政治总是基于三个要素来定义自己：首先是普通人民群众以及他们的所想所做；其次，是形形色色的集体形构：社团、工会和党派等；最后道明庄，是国家的权力器官——议会、政府、军队、警察，以及经济和媒体权力器官。而在现代世界，有四种基本的政治倾向：法西斯主义、保守主义、改革主义和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和改革主义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议会阵营，如法国的左派和右派，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种倾向之间虽然存在许多冲突，但这些冲突都在宪政共识的框架之内刘小震。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则是不可调和的，它们都拒绝把这些矛盾整合到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构想之中。
西方的主要政权组织形式是议会宇宙农民，这种组织形式要求有一个既内在于又外在于两种主要政治倾向的、强有力的公共契约基础，在西方社会中，这一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事业进取与自我丰富的无限自由、对私有财产的绝对尊重、对民主伪装下的竞争的信心、对成功的欣赏以及对平等乌托邦式的反复申明。然而资本主义的变易可能会给这一基础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对于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小资产阶级和受到去工业化进程摧残的工人阶级而言尤其如此。
因此，在今天的西方，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助长了亲法西斯主义的倾向。由于共产主义在在最初的中央集权的几个版本失败后遭到了重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弱势群体和被遗弃的工人开始相信，对于议会共识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由怨愤的认同、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的法西斯主义政治。而面对这一可怕的转向，唯一向我们敞开的道路就是，重新发明共产主义，重新发明政治汪良明。
4月19日的《世界报》还刊登了一篇对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法贝马斯的专访，哈贝马斯认为，如果身处所有建制党派之外的马克隆最终当选，将是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真正的断裂，它将会打破渐渐固化为左右分野的法国政治形态。传统的左右阵营已经无力达成任何妥协，反而让彼此陷入瘫痪，无法从民众的政治意愿中产生出合理的两极化建构。而在此期间，国民阵线（勒庞所代表的右翼政党）的泡沫壮大了不少，而马克隆带来的政治重组或许可以戳破这一泡沫。

哈贝马斯
而关于欧洲各国内部退欧的呼声，哈贝马斯则指出，正是因为各国政府无法在欧盟框架下友好合作，才助长了右翼民粹主义，而不是相反。各国之间的相互怨恨联合起来，形成了对欧盟的普遍抗拒，而当危机到来之时，却把责任以一种错误而轻率的方式推给了欧盟。在哈贝马斯看来，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支持或者反对欧盟之间做出选择，而是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这决定着欧盟的未来：是继续充当一个服务于财团利益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是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成为一个坚挺的、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的欧洲核心。
与哈贝马斯对马克隆的积极评价不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崇明在《前进，还是衰败：马克隆会把法国带往何处去》一文中表达了悲观态度，他指出，自称超越左右的马克隆完全不是体制外或者反体制的新鲜政治力量，而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支配法国的新自由主义的新一代接班人。他一旦当选，非但不能带来法国人迫切需要的实质性的政治变革，而且可能会加速法国的政治衰败。

马克隆与妻子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是经济自由与社会文化领域更为彻底的个人自由的结合，它推崇人权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主张进一步淡化民族的主权和边界。马克隆曾是罗斯柴尔德集团的高管，担任奥朗德顾问和经济部长期间曾试图推动社会党经济政策的自由化，他毫无疑问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追随者，曾断言“不存在法国文化，只存在在法国的文化”。他声称法国的殖民历史是“烦热类的”，可以与种族屠杀相提并论，并且毫不掩饰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欣赏，主张欧洲对移民的进一步开放。他坦然地拥抱全球化，并宣称将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把国家主权进一步向欧盟转移。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马克隆治下的法国，将继续过去三十年以来去民族化、去传统、去基督教化的方向。欧洲内部的人员流动将更为自由，恐怖袭击仍将不时发生，更重要的是，即便马克隆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经济上能有所成效，其欧洲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很可能会继续加剧法国社会日趋分裂和极端化的倾向，甚至会为勒庞五年后卷土重来创造机会。事实上，如果分析本次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分布情况就可以发现，法国政治的碎片化已经暴露无遗，极右势力的继续上升和极左势力的异军突起已经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前者挑战的是新自由主义无边界的世界主义倾向；后者反抗的是其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之琪，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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