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别现代

来源：《都市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美] 基顿·韦恩 李隽译
“
【内容提要】主义（Zhuyi）的发展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受到来自王建疆教授提出并发展的别现代主义的鼓励。近代以来的西方理论促使我们驻足于对理论战略的有效性和局限的反思。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似乎无所不能。通过观察理论话语的相关事件及其在阐释当代艺术作品中的运用，可以发现理论既具有揭示意义又具有遮蔽意义的双重作用。主义（ISM或理论），包括别现代主义的出现是必要的和必然的。本文既是对市场貌似不可阻挡的力量的鼓励，又是对这种力量的警告。”
一、需求
对于发展新的理论方法，我们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过。在当今，超级资本主义业已形成，即便我们仍拥有超越市场去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也会被视为是狂热主义抑或是异端邪说。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lor）表示，我们的身份被戒严、被规训，并在“现代社会想象（modern socialimaginaries）”所界定的背景下，沦为纯粹的工具代理，我们因此脱离了其他的思维方式和体验方式。这在当代理论和美学领域尤为显著。在过去的150年里，一直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西方理论，已经开始尝试解放人类经验，但结果却是喜忧掺杂。西方理论对社会结构以及机构权力理论机制的细致描述，仅仅成功地使我们进一步融入了这些被戒严、被规训化和被工具化的身份。尽管理论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些“社会想象”（影响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但是权力更深层次的结构依旧岿然不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几乎都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譬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福柯的权力的解构。尽管他们的洞察力和描述清晰度令人钦佩， 但却没有为发展出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做出实际贡献。事实上，他们的描述甚至进一步加强了权力的模式和机制。马克思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后者已经开始对可能导致其衰落或转型的过度行为采取了预防措施。这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经济现实成为如今唯一的现实。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任何事情会有例外。物质主义现在掌握在公司手中，一切东西都和金钱挂钩， 即使是虚拟现实亦是如此汤美玉。与其说我们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不如说是受到进一步的控制。如今，西方出口的可不仅仅是米老鼠、麦当劳、肯德基和可口可乐之类。社会上那些一度给予我们解放和转型的希望的理论，水宝宝防晒怎么样现在成了理解当代社会结构的标准方法。因为那些理论没有提供“出路”，石正方只是简单地描述我们为什么被主宰以及怎么被主宰。它们并没有给我们前进的方向以及未来的愿景给出建设性的意见。正如泰勒所指出的那样，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已经拘囿了我们，通向彼岸的道路正在消失。没有意义就没有美学。意义不仅是材料系统的平行的相互关联，更是来自于可反映出其与更为宏大的整体关系的整体观点。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文化已经构成了一种虚假的调解意识。物质主义和工具手段为描述和测量提供了简单便捷的方式，但是却无法提供整体性的意义和目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鼓励从当地文化丰富的根基中发展出可替代的建设性理论。一个有着3000+年烹饪文化的丰硕，有谁会吃快餐也能心满意足呢？
二、别现代
王建疆教授提出的别现代理论试图描述当今中国面临的复杂现实。王建疆决定与其采用西方的战略模式硬套中国的现实，还不如自己开始创造一套适应于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他从而开始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带着他创造的别现代理论，艰难之旅展现于前。他的别现代理论是对于同时困扰着东方和西方的伪现代的识别。这种伪现代瘟疫般地造成东方和西方一样都在用一只眼片面地看待现代主义与当下现实的组合。不可否认，当代中国话语需要一种量身而定的理论，而别现代主义则是必要的批评视角。发展主义的困难不应当阻止主义本身的队伍和它的向前行进。尽管主义可能是有限的和不完美的，但主义在当代文化中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理论是对人的解放，还是仅仅构建出新的更巧妙的链条？拥有批判性反思的工具要比没有它们的好杨俊毅。咬知识的苹果会导致我们无法回头只能前进的幸运的降临。别现代主义会成为抵制市场选择性质的新工具，还是会成为另一个被市场强加于消费者身上的锁链？无论哪种方式，主义需要的都是清晰。
三、经验
自2008年起，我在中国访问了多家艺术院校，发现它们对理论和艺术史方法的接触并不均衡。如我预料的那样，艺术学院通常机会和资源更多，而一些低层次的学习机构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资源。除去精选的大学之外，其他院校多注重设计，对任何形式的批评方法涉猎甚少，若涉及艺术史，多聚焦于赏析层面或者是时间顺序的罗列我来自潮州。我甚至曾听过有教师和管理人员质疑为学生开设艺术史课程的作用，他们认为这根本没用，另一方面，他们又迫切地希望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与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密切相关。压力继续存在于更髙等的教育中，以至于大学的职能仅被视为一种工作训练，而对更深层的文化发展的兴趣却受到限制。这样的压力也存在于西方的，包括我所在大学的高等教育中。在教育领域强调思想的工具身份和工具价值将是主义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巨大威胁。若是仅有专业艺术院校和精选出来的机构而无各教育阶层的深层参与，理论发展将会日渐衰退、岌岌可危，沦为仅是一个晦涩古奥的视角，与所有人教育的整体过程毫无关联。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更加实际的方式通过广泛参与从而有所改变，一种主义若未对不同层次的教育产生影响p4xl，那么它也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对更广泛的文化形成更多的影响。
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史和理论教授邵亦杨指出了一些积极迹象。她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间已有一个这样的共识：为有所收获，基于新的理论研究方法的新艺术史教学已经扩展壮大了它的领域。她承认：
“中国的艺术院校里理论与实践的交叉无疑促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
从邵亦杨设定的视角来看，近年来的这些发展有悖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传统艺术话语。中国的传统艺术话语可追溯到公元550年左右谢赫的“国画六法”。在中国，当代艺术策略的发展紧跟“文革”之后，与大多数未受阻碍地发展了数千年的传统方法相比，它们参与艺术当代策略的时间不过短短30余年。主义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只是个时间问题。当学者们针对严格的西方模式提出替代方法时，邵教授给出了这样的警告：
“中国艺术史受到的主要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西方的新方法，而是中国教育系统内由经济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决策。”
这些似乎对中西方都是可能让人心惊胆顗的挑战。随着市场及其影响力继续成为一股难以抵御的合力，西方在理论上重申了这一警告。正如策展人高名潞所言， 在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当代艺术变得臣服于市场中的机会主义及国外策展愿景。它渐渐变得形式空洞、程式化以及受时尚驱使……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艺术市场将成为众多提升社会阶层的残酷渠道之一。艺术的生态变得越来越残酷隐讳的意思。真诚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越来越少。”
他继续说：
“当今，市场里的批评家们通常搞统一战线。很少有批评家令人信服地为学术教育出力或者是澄清艺术对普通观众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我们， 作为批评家必须质疑。”
虽然有着一大把“主义”的西方艺术形势并不见得更好亨特综合症，但众多批评方法是牵制市场、挑战霸权倾向的良方。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性别和身份研究，最为重要的也许是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和他阐述的权力舞阳天气预报，所有这些理论皆是检测和质疑市场底线所持有的简单清晰逻辑的重要工具。怀着保留市场纯工具性语境之外的人类价值的希望，这些理论得以实施超级店小二。显然，主义是必要的：得有一个或者更好些是有许多可对应当代中国特定语境的主义。如若主义可以发展至能与影响市场的思想和灵魂相对抗，它无疑将找到引领全球的力量。中国的“声音”将被听到阳高吧。高名潞再度声明道：
“如今关注社会和道德问题的人越来越少。由于艺术的生态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密切相关，艺术家应该有一种社会和道德责任感，以及一个独立的声音。”
四、市场的力量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说：
“当创造者和消费者观察‘奇怪’，即仅仅指涉他们自己以及艺术理念的令人费解的事物时芳飞剪发网， 他们在默识中达成了可耻的共谋。”
“艺术不再有任何区别。只有对现实的斤斤算计依然存在。如今，艺术不过是粗制滥造出来的想法。”
我们可以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中看到鲍德里亚所说的。鲍德里亚视沃霍尔的作品为一个“人类学的时刻”，即人类通过制造平庸但我们视其为深刻而重要的无用之物，来表现非凡的东西的时刻。这些无用之物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当我们将沃霍尔与他的同辈人进行比较时，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作的事情的幽默之处。当我们对沃霍尔从1962年创作的《100个汤罐》和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从1960年创作的《无题》进行比较时，沃霍尔的评论“我喜欢无聊的东西”变成了对极简主义的一个幽默的批判。极简主义对观者只造成微量视觉刺激，要使其获得更为广泛的大众理解颇有难度我靠被潜了。《100个汤罐》和《无题》这两个作品空间相似 并且整体结构统一。

在另一组对沃霍尔自1962年创作的“绿色可乐瓶”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自1950年创作的“ 薰衣草迷雾” 进行的比较中。我们可看到沃霍尔借鉴了全美最著名的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的“滴彩画”，将可乐瓶用作一种形式的品牌形象。可乐瓶和“正宗的’’天才的滴彩画均可被视为品牌形式。它们有着对商品的迷恋，也不能超越市场的需求与逻辑。两者均是可以互换的品牌，因此对沃霍尔而言它们是平等的，都是成功的，因为它们最终都是“不错的交易”，但是也许沃霍尔的甚至交易得更好。

沃霍尔将这种超越绘画的技巧延伸至其雕塑作品——1964年开始创作的“钢丝球盒”。该作品是对极简主义雕塑，特别是对像托尼·斯密斯（Tony Smith）于1962年开始创作，命名为“立方体” 的那样的作品，做出的直接回应。斯密斯将雕塑削弱至一个立方体上的“崇高”存在。沃霍尔的“ 钢丝球盒”拾起了这个晦涩的哲学命题？并再度将之顶在了自己的头上。如果那个盒子是艺术的话，为何这个盒子不是艺术呢？众所周知，阿瑟·丹托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将艺术品描述为“ 司空见惯之物的变形” 。对丹托而言，这是这件有趣的作品提出的深奥的问题。艺术可以问的最后一个哲学问题是：“为什么这是艺术？” 丹托认为，这会将艺术引向它在哲学上的有用性的终结。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艺术将会终结，会耗尽其向真理提供形式的能力，并不再是一个有效提供哲学发现的舞台。这种衰竭是现代形式主义的终结，以及概念后现代主义的开端，它强调思想大于形式。艺术依然坚持对形式的关注，即使形式上的“进步”不再可能。这是别现代主义？即使现代主义行将就木，别现代主义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现代主义对形式的关注。

今天， 许多艺术家信奉艺术的商品拜物教天性，为奢侈品颇具讽刺的无用性大唱赞歌。杰夫·昆斯（Jeff Koons）是这种新型的艺术工业的一个最佳例子。我喜欢称之为艺术娱乐。他的作品是已经进人博物馆的成人r级片版迪士尼乐园。他对媚俗的歌颂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他的作品轻而易举就能创作出来，因为当批评家都喜欢和讨厌的同时，他收悉了他所需要的媒体的关注以及像永动机一样运转的经济效益。这样的作品延续着沃霍尔的血统，似乎失去了哲学意义哈斯高娃。批评家们在大交易中装模作样时是沆瀣一气的。


理论，或者说主义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它具有以此方式参与进来的潜力的同时，又可以提供一种合法意识。
有些艺术家试图抵制消费过程以及市场逻辑，他们通过表演或者其他策略对艺术品进行了去物质化。虽然这些作品确实是阔坦的审美领域？但这可能是要关注的次要问题。他们也通过移植前现代的宗教仪式行为？展现了别现代的特点。这种象征性的行为施以一种感应巫术，艺术家们希望可用此象征性的和社会性的方式改变世界。
德国激浪派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从这一角度来看艺术。他的行为和表演继续影响着今天的艺术家们。他创作的作品也参与广构建分层的现实，并通过他像表演一样的萨满巫术体现出前现代风格他认为艺术是塑造社会的工具， 这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实践的主要观点。他从精神和象征意义两方面使用物质的方式继续潜藏在沃尔夫冈·莱布和阿尼什·卡普尔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基础上的演绎和萨满教的杂揉。他渴望通过艺术释放人类的潜能是一种后现代的政治表现，而他对乌托邦未来的追寻非常依赖于现代理想当沃霍尔衣现出冷峻的距离，博伊斯却致力于提倡通过社会变革实现激进、热烈的追求。

这些当代行为艺术的创造性行为要被市场吸收和消化会更难？艺术家张洹就是个例子。他身体上的挑战性表演行为常被拿来和克里斯·布登（Chris Burden）后期的作品相比较。两个艺术家都将他们的身体作为行为艺术表演部分最关键的材料白珊珊，他们将身体置于痛苦和危险之中，甚至是捆绑自己和伤害自己。伯顿在阐述西方概念艺术的未来发展的同时？讨论了艺术风险的持续神话以及艺术家的苦楚。作为一个在越战期间正处在应征年龄的男性，他的作品也是关于时间暴力的阐述以及发生在他的年龄里？ 很远很远的地方正在遭遇的事情。张洹用他的身体引起了人们对特定空间里的人类以及改变的潜力的注意， 无论改变的代价是痛苦还是鲜血。在1995年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1994年的《65公斤》、1997年的《为鱼塘增高水位》等行为艺术作品中红红的蝴蝶结，有的仅仅是他自己的，他朋友的以及支持者的身体，世界以一种可测量的方式改变了。冥想、感应巫术和救赎的苦难这些前现代主题在这样影响当代的空间的作品中被强有力地激发出来了。
在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张洹和克里斯·伯顿都转向了更为传统的雕塑形式。一旦有人通过挑衅艺术成名，就不可避免臭名昭著的可能性，这无论是因为继续这种行为艺术造成的身体创伤，还是因为对市场需求的回应，或是为了某些其他难以言明的理由。目前两位艺术家这些经认证的行为艺术照片和档案在拍卖会上取得了较好价格。因此，也许艺术不是完全的非物质化。
是消费的力量太大而难以克服吗？以理想主义开始职业生涯的艺术家们很快就被市场吸引。艺术家们能否在为社会变革的同时开拓市场？理论及其对权威的历史反对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威感。艺术家艾未未和谷文达是以不同策略来浏览这些事件的例子。
五、身份：我和另一个不同的我
为了双方今后进一步的发展，架设在东西方的“文人王国”应保持开放，这至关重要。要想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关键点在于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反观自己。西方形成的“我”（个人）与东方，确切地说，中国的个人主义意识截然不同。在西方昭文君，通过启蒙运动的发展以及政治革命，形成了一种僵化的个人主义，它反对大集体，也反对统治它的政治权力。西方政治和社会理论的策略性发展是为了保护个体免受限制自由的影响，我们称之为权利。自由的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它是权力的自由民主建设的一部分，可保护其免遭更大的群体和政治权力的一致压力语希范。所有的理论发展都有一个对立的立场，即一些错误必须改变，必须为个体的利益去改变，以保护其免遭权力的滥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自我的神化。社会媒体和消费文化强化了这一概念，即我是事物的中心。这导致了在理论上产生非常具体的议题，但不一定会导致统一的共同体，它可以是两极化的。我们很难说得清， 将来艺术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近在接受采访时， 谷文达表示：
“艺术家是个人，你有发言权。但你也需要支持。这在中国尤为重要， 因为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失去了所有的信仰，今天人们继续没有信仰地生活着。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和自私，没有社会意识。艺术家有社会责任来反映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生活环境。但我不知道艺术在未来资本主义世界中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不如在社会主义下发挥的作用。中国大部分企业艺术只是装修；它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意义。”
儒家和道教的“方式”是寻求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健康的联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发现自我。哪种主义将会由“我们”而不是“我”发展而来现代修道生涯？主义可以这样发展吗？如果不可以的话，该是什么样的个人主义，什么样的“我”？
在与非西方世界的互动中，西方的前现代变成了现代，以此作为与“他者”接触的回应。在滥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恐慌中，西方开始关注自身的历史叙述，自我质疑和危机意识陡然升起。西方意识到，我们可能做错了，我们曾经做错过。正如亚瑟·丹托（Arthur Danto）指出的那样，现代西方的发展：
“……现代性开始丧失定义自身文化叙述的信心。当这种叙述是强大的，仅仅是像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几乎不可能受到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荆棘花向晚。” ？
当西方文化开始参与新的问题时，便以他者的观点来看待自己，最终摆脱了自身的传统。这些传统的前现代西方叙事被新兴的信仰所取代， 如自由民主国家的优越性、资本主义、作为救世主的科学和其他进步现代主义的思想残余。中国和西方都成为了“他者”，并对自身的叙述阐述了质疑。但是，在这个新的后殖民时代，我们必须找到沟通和建设有用的思想的方法。如果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不提供相反的主义，我们就会面临单方面话语的风险，只能听到一个声音。西方的自我辩解的叙述将会继续下去，即如今已经退化为市场预测的凯旋之姿的现代主义叙述。
参考文献：略